前几天报社编辑部放映了周浩的《派出所》，这是一部2009年春运期间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派出所拍摄的纪录片。片中那些形形色色到派出所求助的人，看起来有一半都是文盲。然而其荒诞程度，则超出了很多人的日常经验。其中有个情节让我记忆犹新。

一个衣着干净的农民工模样的壮年男子背着一个鼓鼓的背包，提着一个黑色的口袋，从容不迫地走进派出所。他在饮水机旁边蹲了下来，从黑口袋里拿出两包方便面，放进一个塑料大碗里，泡起面来。

民警很好心地提醒他：“省着点吃，别路上不够吃了。”
——“一包吃不饱的，在救助站天天吃不饱的。”

“方便面是救助站给的？”
——“我这儿还有很多呢！”

“回家的车票给了吗？”
——“给了。”

“你在广州没有工作吗？”
——“有！一个月两三千呢！”

“那为什么还去救助站？”
——“我把钱都寄回家了，没钱买车票。”

男子一边淡定地吃着方便面，一边回答民警的问题。可是民警已经无法淡定了：“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一个月能赚两三千，还要去救助站要火车票。你这不是给国家增加负担吗？！”男子毫无愧疚地喃喃自语：“有钱当然是要寄回家了……一分不剩……”

民警不可以赶他走，而且他的行为也够不上违法犯罪，不可以抓起来。看到这里，在场的观众都大呼此人的强大，哭笑不得。

他买得起车票，可是他不用买。他已经摸熟了这个门道，每年快到春节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存款都寄回家，自己一分不剩。然后就可以去救助站，有吃有喝，还有免费的车票。“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这种耍小聪明，贪小便宜的行为，在注重体面的您看来应该是不齿的。十分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的精英们和未来的精英们，大概也从来不会想到要用这样的手段去救助站骗一张火车票。

这事儿往大处说，就是那位民警所说的“给国家增加负担”。换一种更明确的说法就是，你去占用了本不该给你的社会公共资源。试想，这位本有能力买的起车票的男子，从救助站领走了这些方便面和车票，那肯定意味着另外有一名没有能力买的起车票的人，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或者在救助站的支出方面，全社会共同加重了这一份负担。

未必每个自诩为精英或者未来的精英的人，能够真正证明自己和这位“聪明”的男子不是同一个境界。

从每一个逃票高手到每一个像这样的“免费车票高手”；从因贪污被双规的各级官员，到暂时坐稳了贪官的各级官员——用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在小说《追风筝的人》里的话，“各种各样的罪归结起来都是同一种罪，那就是偷盗。其它的罪都是它的变种。”或许也可以说，所有占用本不属于自己的公共资源行为，都是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大敌。

你可以说非法，或者不义占用社会公共资源的行为或许是以某种团体的形式进行着，作为个人你阻止不了。但如果你买的起这张火车票，恐怕是没有必要去救助站吧？如果你说你被人强制送进了救助站，不得不“同流合污”——好像孙志刚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吧，别被迫害妄想了。

愿那些耍小聪明、自恃有渠道有手段的“免费车票高手”，别把这趟驶往公民社会的列车给超载出轨。愿那些各种资助、优惠、扶持、酬劳，愿那些奖学金、助学金、各种名额，都可以落实给真正有资格得到它，需要它，理所应当得到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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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有些“神仙”火了，不免让人联想到十几二十年前“气功”和“xx功”等流行的时候。“xx功”成为政治事故后被强力平息，让“邪教”这个本来陌生的词语变成常用词，“科普”被赋予了政治使命。然而历史就像时尚潮流一般循环往复，1999世界末日的预言还恍如在昨天，2012的末日大片让“末日”再一次被解构，无论是戏谑还是真的有人相信。“神仙”们的再次出现实在是正是时候。

我们的中学政治课本里讲，宗教、迷信和邪教是不同的，一个比一个坏，宗教还情有可原，后两个就死有余辜了。我们有三自爱国会，佛教也“爱国爱教”，道教更是“和谐”为本。于是宗教安全了，宗教工作者都是公务员编制。

农村里也少不了土神土庙，管它是观音、孔夫子、佛祖还是太上老君，一概用泥土和石头雕成人形往篷房一方，香火不断。求发财的，求平安的，求考大学的，求康复的，求子的……你尽可管它叫迷信，但是没有人会来查封。从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把它当宗教处理吧。

我不信神仙不信妖魔鬼怪已经很多年，不过遇到正儿八经的庙宇也会必须拜一拜烧柱香什么的。要给钱？也可以，几角几块都叫功德，不会拿不出。这些庙宇修建得很肃穆，走进去你就想拜想上香，所以这样做了心里才踏实。有时候头脑空空，拜了就拜了，竟忘了许个愿。

后来上过一学期的佛学入门课，讲禅宗思想史的。倒也一半认真一半打酱油地饶有兴趣地上完了。最后说再见的时候，老师说了一句话：为什么会有宗教？即使在科学完美地证明它是人类最有效的认识世界的手段之后，为什么宗教仍然大行其道？当我们被告知，人类的和宇宙的存在都是有限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自然就有一种对“无限”的渴望。也就是这门课以后，我买了本佛经，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开始，有事无事地翻一翻。

《星球大战》的影迷也有自己的“宗教”，他们信仰“原力”，幻想自己是绝地武士该多好，有人甚至煞有介事地在自己的“宗教信仰”一栏填写“绝地教”。这样的宗教即便是像方舟子一样严肃的职业科普和打假人，也不会去批判什么。这样的“宗教”或多或少有些戏谑的意味，反而是一种对宗教的解构。另一个比较有名的宗教就是无厘头得可爱的“飞天面条大神教”了，他们说是一团意大利面条创造了万物。

恶搞归恶搞，理科生和科学家会严肃地去论证上帝或者其他神仙、神功存在或者不存在，你不讲道理就跟你急。文科生和道士们会用“博大精深”“奥秘万千”等词语告诉你“一切皆有可能”，科学在他们眼里看来还不是只有丁点大小。撇开精英们的唇枪舌剑，一边是被科学与神功同时唬住的不明真相群众，另一边是雇人帮忙数钱的土教主。谁认真了谁白着急，无赖的那位满载而归。

科学家的逻辑简单而完美，1+1如果等于2那凭什么1+1+1不等于3？世界可以完美地用数学来解释，神仙从什么地方冒出来非要插一脚？从这个角度说，科学家最有道理。

有人会在这种论调抛出的时候急：信教的科学家一把一把！好吧，科学家也是人，他在思考上帝怎样的时候，他不是在干科学工作。况且，不信教的科学家更是一把又一把呢。你看，科学家也是人，既然人无完人，科学家也无完全的科学家，对于宗教，你干嘛这么较真呢？

很难想象在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也会完全不加怀疑地相信某个具体的神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一个人对宗教的兴趣，甚至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宗教了解得越深刻，就越不容易做出以宗教之名的愚蠢事情来。

英国的修女凯伦·阿姆斯特朗博士写了一本书叫《神的历史》，她告诉人们神是人的想象力创造的，这个人创造的神创造了现在的人。美国的科学家与作家卡尔·萨根毕生与公众的迷信做斗争，他写道：“科学有许多限制，它并非完美，但它是目前为止人类实实在在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和那些把神功天天挂在嘴边，说一堆神神叨叨的话的“神仙”们比起来，真正的宗教学者和科学家，其实是没有什么根本冲突的。

科学家和宗教学者的最大冲突，可能至多就是科学家认为把那么多精力投入到研究宗教中，不如投入到科学研究中来划算而已。不过人类社会毕竟不是科技实验室，所以通过研究神来认识人类自己，是文科生认识人类社会的一条道路罢了。那些骗子也罢，教主也罢，活神仙也罢，住持也罢，他们终究只是生意人而已，至多是个公务员，不要把他们扯进来。

Tags: 宗教, 科学

我是一个喜欢回忆的人。可能我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我会恍如进入了时空隧道，想起多年前某个窗外下着淅沥沥的小雨的夜里，或许还是个停电的夜晚，我面对着窗外月光笼罩下的山谷，幻想着我的未来。

小村庄安静的夜晚，让我对未来，以及外面的世界，毫无恐惧，让我爱上未知和未来的感觉。有时候，一阵风吹过，烛焰摇曳着，我感到寒意，便下意识地转过身去，望望身后究竟有没有什么未知的东西在迫近我。霎时我又对黑暗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恐惧。

再后来，三峡大坝建成了，就很少停电了。然后，我每年就很少回到那个曾经让我在对未知和未来充满期盼而又对未来充满略微的恐惧的小镇。于是我每年回去，看到那些早已烂熟于心的山峦的轮廓，各种记忆就会像洪水般涌来。

妈妈曾经告诉我说，她小时候从来没有仔细想象过这些延绵不断的小丘陵以外的地方是什么。我告诉妈妈，你可记得那时夏天在楼顶，我不停地问爸爸这颗星星叫什么，那颗星星叫什么，我可比你想得远呢。

外婆也会摇着蒲扇，给我讲夜明珠的故事，李二郎修都江堰的故事，峨眉山上的猴子的故事……那时候的我也会明白，这些故事都不是“真的”，我还为此纠结了很久，这些故事这么好，怎么不是真的呢？后来我明白了，故事它不一定要是真的，只要是好的故事就行了。

……

每次想到这些，我就会明白，我还是以前的那个我，变化的只是外在罢了。好像我从小就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从小就倔强得无可救药，从来不可能改变。我是一边回望着一边义无反顾地走远，我不会停下，也不会停止回望。这大概就是我摆脱不了孩子气的原因吧。

我很小就问过妈妈关于死亡的问题。这大概是因为三岁的时候外公去世了，然而我对死亡毫无认知。妈妈说在外公去世的头一天晚上，我哭着闹着要回老家去看卧病的外公，我一定感受到了什么。但是，在外公的葬礼上，妈妈说，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在哭，不明白什么是死亡，我表现得很平静。

妈妈回答我关于死亡的问题的标准答案是“就像睡觉一样，可是没有梦境”，可我想不明白，理解不了。再后来，我查阅书籍，寻找关于死亡的说明，书上说，因为人脑从来不可能感知死亡，因为那时候脑已经不能工作了，所以，死亡是从来不能被感受的。所以，我不再试图去理解死亡到底是什么。

死亡成了一种未知的东西，它就像儿时那些关于未知的记忆一样，经常萦绕在我的思绪里。

所以，当表姐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外婆的病情，我也很平静地跟她聊了几句之后，我突然有好多话想说。对于外婆这边的儿孙们来讲，从小在医院里耳濡目染，看尽了人世的各种病痛和死亡，当我们说到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意料之中的平静。

我是一个喜欢回忆的人，我会经常想起小时候跟我讲各种好故事的外婆，慈祥的外婆。我会想起第一次看到外婆年轻时大美女模样的照片，会想起喜欢喝可乐的外婆，会想起倔强得像小孩子一样的外婆……然而我现在不在外婆身边，我也不忍心去想象现在的外婆。

我们出走，我们回望，我们相遇，我们说再见。我们跨过一个个未知，却发现了更多的未知。最后我们都不得不面对最大的未知。

妈妈是个医生，我小时候她经常给我讲，生命，特别是人，是多么的精妙和神奇。“不仅仅是一架复杂精密的机器”，因为你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对于外婆的病情，作为医生的外婆的儿女们也开始慢慢变得平静，我们都开始变得平静，以至于这种平静带有一种圣神感，就像你在严肃地思考对于生命的形容词时，那种平静一样。

我不想称之为无力感，只是，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罢了。

终会有一天，我们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面对什么。但是我知道“那个是我”，“那个是我外婆”，这些生命的印记在我的脑海中从未改变过，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将成为这个生命长长的独一无二的形容词。

佛说，不能执著于生，也不能执著于死。所以，对于生命，说得越多，错得越多。

我只能祝福外婆。在我的生命里，外婆永远都是那个外婆，就像我永远都是那个我。

Tags: 生命, 记忆

既然都来了珠三角了，就不能不游一游香港和澳门了。深圳到香港坐一趟地铁和火车就能到，而去澳门的话，可以选择从珠海出发，乘公交车可以到达口岸然后走路到澳门。值得一提的是，澳门有许多大酒店的免费穿梭巴士，基本上可以靠它们解决交通问题。

为了省钱，我们在香港住在旺角的一个小旅馆里，上下铺，300元左右一晚。跟一个火车硬卧的空间大小差不多。住在旺角可以体会到香港人日常的生活，在这个狭小的街道，到处都是拥挤繁忙的人群，感觉很不好。这让我想起了动画《攻壳机动队》的场景，事实上它正是在旺角取景的。

维多利亚港附近则是另一番景象，对岸的中环CBD展现着香港作为国际化金融中心的繁荣。脚下的星光大道则骄傲地记录着那些生于此地却影响着所有华人的艺人的名字。香港的各种商场里的高档商品，比如化妆品等，由于没有消费税的关系，普遍相当于大陆售价的7成左右，相当划算，所以特别是女士们的购物天堂。而比大陆更新更快一步的电子产品，也是IT发烧友的好去处。

只是我想说，香港真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只愿做个过客。

如果说香港与我的想象有较大差距，澳门则给我很大的惊喜。我一直以为相对于英国人对香港的用心经营，葡萄牙人则只是把澳门当做一个海外的小花园，没下什么功夫，所以想象中澳门也就破破烂烂的感觉。事实上澳门人生活得很惬意，无论是在街边等红绿灯的小姑娘还是给小店老板打招呼的大妈，都是那么从容淡定，这是在香港难以找到的表情。

走到约翰四世大马路附近，那种异国小镇的风情就一下子吸引了我。路同样不宽，就像内陆的县城一样的感觉。楼也不高，也不新，但干净整洁。最有意思的是街边的路灯，每一个上面都挂着两个盛满紫色小花的花篮。即使是用来分隔道路的围栏，绿绿的很精巧，也透露出一股别致的气息。

就这样一路张望地走入各种小巷，一边打听大三巴牌坊的方位。偶然看到据说是老字号的玛嘉烈蛋挞店，进去吃了个葡式蛋挞，喝了杯柠檬水，都是好正宗的口味。穿过各种小巷，随便一抬头都是风景。在喷水池广场附近，参观了一下民政总署和教堂，都好有感觉。在附近的一家黄枝记吃了午饭，虾子（也就是虾的卵）捞面和及第粥，看上去都其貌不扬，服务态度也不是很好，但是吃一口，你也就不会抱怨什么了。

走到靠近大三巴的巷子里，就是各种卖“手记”的商店。最有名的是炬记，只在澳门有，大陆绝无分店哦。整条巷的手记店都可以免费试吃，还有不少商店在门口招揽顾客，只有炬记不怕卖不出。所谓手记，也就是特产。

看过了以上种种，当你再看到大三巴时，会觉得澳门的意义完全不在于大三巴嘛！然后可以登上旁边的炮台，俯瞰澳门。上面还有个博物馆，可惜我们是周一到的，没有开放。

另外，到了澳门，逛一逛超级豪华颇具特色的各种“娱乐城”也是必须的。如果你自认为运气够好，去小赌一把也是可以的。在这些新葡京、威尼斯人、新濠天地等超级大酒店里，你会感觉到这真是澳门的一种异次元存在。在澳门，这就像那些酒店如同怪兽一般突兀在平凡的楼宇中一样，光彩照人，却又虚幻如虹。你可以完全不必理睬，也可以去梦一场。

总结起来就是，香港是花钱血拼的地方，澳门是养眼和养胃的地方。就看你需要的是什么了。我开玩笑说，我真希望能够在澳门开一家重庆烤鱼店啊，那样我就可以一直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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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旅游, 澳门, 香港

富士康它有问题吗？都十连跳了。

说它没问题，无外乎是一个证明方法，这个自杀率按员工总数来算，是正常范围。

这里面还有几个问题：

1.富士康以前的自杀率怎么样？

2.富士康以外的珠三角地区工厂的自杀记录怎么样？

3.全国此类工厂的自杀记录怎么样？

4.对每一个富士康自杀员工的个案分析，自杀因素中和富士康工作相关的有多少？

可惜我好像看不到此类调查报告。

从直观上来讲，富士康似乎是有问题的，因为从影响上看，这太不正常。但是问题在于，这究竟是不是富士康特有的问题，是因富士康产生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富士康的问题，根本上还是中国工人做了全球化的牺牲品的问题。要说到自杀原因什么的，道理其实很简单：

如果一个工人能够因自己的劳动而安安心心地生活，免于对未来的恐惧，他有什么理由自杀？——除非他是精神病人。

再把这个范围扩大，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劳动而安安心心地生活，免于对未来的恐惧，那么我们都生活中富士康的工厂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自杀者。

所以，富士康的问题不仅仅是富士康自身的问题。况且在同类工厂中，它绝不是最差的。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这个事儿不好说太细。

Tags: 富士康, 新闻, 问题

今天有几件事情

*5·12汶川大地震纪念日
*陕西发生一起幼儿园屠童事件
*富士康今年发生第八起员工跳楼自杀案，五台山高僧应邀做法

这种大众传媒惯用的陈述方式，是不带感情色彩的。按照新闻的客观性标准，这样的表达是符合业务规范的。

不过，这三言两语真是很难说清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人们会去进行第二次传播，会加入自己的评论，大众传媒也会利用评论版进行诠释和解读，读者的记忆也会和这些报道联系在一起。新闻事件是客观的，可是新闻的意义是主观的。所谓新闻的意义，也就是新闻对作为个体的人，或者一个社会群体的影响了。

这个关于新闻的意义的问题，存在着很大争议。因为无论是纳粹时代的把新闻作为宣传工具，还是党国体制下的新闻业，都是打着“新闻的意义”的招牌，对新闻进行严厉的管制。当人们无法跳出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群体，只能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考虑新闻的意义的问题的时候，讲新闻垄断为谋权工具的做法就自然而然发生。

所以，“新闻的意义”是琢磨不定的，带有很大的主观色彩的，很少有人再提新闻的意义，而是将新闻还原为事实本身的信息。就像科学家的探针，新闻存在的作用是让社会成员充分了解这个社会真实存在的方方面面，它是社会信息的载体。“有闻必报”就如同科学家在做实验时应该记录每一个值得记录的细节一样，对于称得上新闻的信息，都报道出来才能让社会成员了解到事实的存在。

基于这种认识，目前国内媒体遭遇的各种噤声就显得很离经叛道。具体表现为，对于政治“敏感”的话题，一律是通稿或者不报。然而，对于伦理敏感的话题，遭遇这种情况的并不多。

事实上阅读全国各地的都市报和观看都市电视台新闻节目，各种凶杀、自杀、情杀、恋爱纠纷、色情事件层出不穷。可见在伦理敏感的新闻上，管制要比政治敏感的事情少得多。按照中国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新闻关系到国家大局，伦理新闻只是涉及个别人的利益，所以后者就放开了。事实上这更反映出媒体“惹不起官，惹得起民”的现状，当然一般情况下也惹不起广告商。

如果你是被媒体报道的桃色事件的主人公，你肯定希望不被报道，你甚至有不应被报道的权力。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其权力是公众赋予的，它的一举一动都是公共权利的范畴，媒体对它的报道不能直接被政府拒绝。不过这个道理在中国不适用，情况恰恰相反。

中国的媒体不能真正报道监督政府，只能拿个人和小团体开涮以吸引眼球，悲夫，该挨骂，是命。否则媒体们也真是不知道该拿什么吸引眼球了，统统变成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显然也是不行的。

回到前面的话题来。5·12过去两年了，媒体已经认为它无法再吸引眼球了。不过确实，屠童案和富士康自杀案都能在现在比5·12纪念日更吸引眼球。但是这两个新闻也不是那么好报道的，屠童案接二连三地发生已经牵动了社会最痛的神经，相关部门下令媒体不得自主报道。而富士康今年的八起自杀案，更是由于其在深圳财大气粗、官商同盟和与社会民生利益千丝万缕的联系，本地媒体就是想炒也不敢。

江苏杀童案发生后，当时网上和传统媒体上都掀起了讨论，媒体该不该报道此类事件。认为不该报的从新闻伦理出发，认为这样的新闻会产生社会恐慌和引起别有用心者效仿；认为该报的则认为单纯的新闻报道不会引起此类事件频发，原因在于其它，媒体则应履行职责，而不是掩耳盗铃。不过讽刺的是，这些讨论大部分已经被删除。

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无可争辩是矛盾层出，极端危险。大量的无道理、不公正的存在已经破坏了可以维系人与人之间赖以互相信任的感情和理性。在这样的社会里，单纯谈新闻自由无异于纸上谈兵，未必见得一定能对这个社会起到好的作用，未必见得就不会引起危险。

就拿屠童案该不该报来说，这是一个很中国特色的问题。美国有没有发生过校园屠杀案？有，也举国震惊。但是他们的媒体可以报，而且并没有造成连锁反应，使其它凶手效仿。但是中国呢？江苏的一起报道了，不久陕西就又发生一起，这很难让人不把两者联系起来。这时候，媒体到底有没有罪，我想不言而喻，至少大部分人会认为媒体是有罪的。

不过，在这个事情上，媒体不是原罪，而是因为事到如今，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没有人是无罪的。

如果我们的媒体能够给那些有冤仇债或者心怀不满的人一个表达的空间——但是对不起，新闻审查制度之下很难有这样的空间。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给那些有冤仇债的人一个救助的渠道——但是也没有，司法如儿戏。如果一切的一切都是按照道理来，按照理想来，那么今天的新闻也许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一个有冤仇债的人平时无法在媒体上发声，然后大开杀戒后得到了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公众的联想，这无疑是一种奖励。鉴于社会上的冤仇债还有很多，效仿者也是防不胜防的。这是一种恐怖的开始。

但是媒体能不报吗？如果现在开始又不报，那么这是无声的恐怖。奖励没有了，但是记忆仍在，恐惧和仇恨都不会消失。

这一切的根源显然不在媒体。但是媒体已不能独善其身。作为这个畸形社会和非理性机器的一环，媒体已经被扭曲了，就无法再装作若无其事。

报也不是，不报亦不是。这已经是一种绝望的状态。

所以希望不在于大众传媒。大众传媒已经死了，它的邪恶本性已经在恶劣的环境下显现出来。

原因在于，我们的大众传媒是一种“伪大众传媒”，它的权力不是出自公权力，而是出自某组织的恩赐。

别忘了，我们还有人际传媒，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里，人与人的关系是在拉近而不是在疏远。今天发布的一份包含两年前的遇难学生的名字的音频作品就是这种救赎的代表，大众传媒承担不了这种伦理的义务，它们不会给这些孩子的亲人一辈子的慰藉，而人可以。

如果你不同意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人际传播时代，不同意人与人的关系在通过这一媒介拉近，我想你应该想想，这之前的文革时代和八十年代，人与人的关系真的很近么？

于是乎，救赎不在大众传媒。大众传媒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死了，它被噤声还是兀自发声，都跟肯德基到底是卖鸡腿汉堡还是豆浆油条一样，只跟你买不买有关。救赎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你说出写出的打出的每一个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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