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最大价值在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经济危机的探讨上，而哲学仅仅是一些感想之类的日记、笔记什么的，后人给他总结出来的。即便是这些总结出来的哲学，也比同时代的东西逊色多了。19 世纪的哲学高峰太多了吧。

马克思确实对暴力革命没什推崇。而老毛在天朝搞得多次革命，有一种说法认为，老毛总觉的人民具有奴性，轻易的就妥协了，所以发动多次国内革命（包括破坏文物），希望改变人民的这个问题。结果是他成功了，天朝人民已经成了亚洲最藐视制度、权威、鬼神、人伦、道义的新新人类了。这个说法的可信度固然不高，但是事实确实如此。

作为律师家庭出身的马克思来说，我倒不认为他会对“暴力革命”有什么推崇（未查证）。马克思对社会进化模式的信任来源于对进化论的认同，他甚至是看起来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相信旧的社会体系已经过时了。他坚信工业社会的新阶级代表了新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进化上的优势，必然能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权利和能力。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却着眼于其论述的结论，那就是工人阶级的明天必然会更好而且成为主流，于是他相信即使是通过诉诸非理性的暴力革命也是有理的，甚至是历史的必然，革命者不过是响应了历史的号召。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看到这种革命在俄国是如此有效，必然以更少的怀疑和更多的崇拜，甚至用它来弥补宗教的缺失造成的空虚感，来把它当作一种煽动性的有力宣传工具，树立精神权威。

马克思主义从一种反权威的思想发展到一种行动主义的“精神保险”，再发展到一种想当然的精神权威，已经完全违背了马克思自己的座右铭“怀疑一切”。我觉得以神学的方法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世代演变，应该能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带来的历史影响。就马克思自己对各种理论的杂糅来说，他是个多神论者，但后世把他的哲学方法当作了唯一的神。

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古典哲学无法满足社会精神需求的时期，一个人和一帮行动主义者的现代性尝试。人类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上，都越走越远，这就是现代人类自身隐藏的裂痕。马克思通过方法论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还真有些儒家的味道，处处弥漫着中庸的气息。这也是为什么东方文明似乎对马克思更感兴趣的原因吧。

你的自由观固然承认了人类心智的不完美，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公平和自由，这一点和马克思的初衷应该是吻合的。但你的方法论却建立在科学主义的基础上，想通过技术的手段达到一劳永逸的社会主义机器，这和马克思完全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强的人民性，提倡的是人民教化（人民报刊理论就是其中的一种），他还是希望通过文化（教化）的手段，来让社会的冲突越来越理性化，然后在动态平衡中向共产主义进化的。

基本上马克思的东西并无新意，但他一直尝试的是把他那个时代最前卫的东西（比如进化论啊，宇宙观的革命啊）之类的科学证实的经验和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不是没有系统，而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中庸路线，他好像不在乎自圆其说了没有，而在乎够不够潮流（所谓具有革命性嘛）。所以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价值，还是在对哲学的现代性的探索上。说得俗一点，就是为什么Party希望称之为最“科学的哲学”。

马列这个词太有问题了。不过这个词作为一个政治术语的话也没啥大问题。政治正确不需要用在纯理论讨论上。

其实我的说法是一种取巧中庸的说法。只想说明一个问题：自由本来就是一种无法消灭的客观现象。这个结论应该是和马克思的世界观吻合的。自由是可以为变革力量所利用的理念，于是具有的政治意味。但是代表既得利益的阶层如果以反对自由来阻碍变革的话，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在理论上也是说不通的。所以咋看起来，自由派觉得很委屈。

咱们这个导读课的老师看样子是个自由派，只说自由是天赋人权（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体系），不谈自由在马克思眼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我就这么自圆其说地写了一篇。由于对马克思的理解也不是那么全面，不知对不对。

>现实中合法不合理的多了，然而用道德或者什么荣辱观代替法律的完善，本质上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
中国缺乏强力宗教控制，才会闹出什么融入观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宗教虽然很多地方不好，不过对普通民众树立基本道德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苏共采取的模式实际上是在多方原因的相互作用下造成的，国际社会的不友好，内部的反对势力，党内的不同观念。实际，列宁晚年已经发现了问题，只是斯大林接着二战的当口疯狂的扩大权利和个人崇拜，造成了苏联模式的最终样子。

怎么样，我的自由观很马列吧……
马列本来就没有成体系的哲学，所以说“第一推动”是自由还是值得探讨的。
还是觉得自由如果不细化到具体权利，是没法做深入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