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暑假，我第一次来到城里寻求实习机会。爸爸动用了一点朋友关系，找到了他朋友的同学A先生。A先生是是重庆某艺术类院校的影视专业教授，四五十岁的样子。在某个隐蔽的写字楼里租了一小间当做机房用，摆了十台电脑，组了个影视工作站。暑假到了，他就在校园里招募学生为他打工，报酬其实不菲。而他则利用这个“非营利工作室”，给政府做项目，比如一些政府需要的视频资料。

我没有去给他打工，我只想从他那里学点东西。不过他忙着他的这个项目，每天守着这些打工的学生，朝九晚五。我待了一两天，帮他磨咖啡，顺便翻翻他的画册之类的。有一天早上，他给学生们开了个会，大意如下：

“这个项目上面催得紧了，我们这个项目的钱是xx部门出的，人家出了那么多钱，我们肯定要办好。现在很多去国外的人都纷纷回来了，为什么？别看欧美经济发达，但是他们哪里有中国赚钱容易？在国外，商业竞争激烈，对什么东西的质量要求又苛刻，钱哪里这么容易赚？前不久有个从美国回来的计算机博士找到我，要和我合作一个美术馆的网站项目，他给我讲了很多，我觉得他水平很高。政府愿意出X百万交给他做，首先肯定是他有能力做这个。我能够承包这个视频项目，说明政府也认可我的能力……我觉得在中国挺好的，能赚钱有什么不好？很多出了国的都会来赚钱了。唯一的不好就是现在城市发展太快，空气质量越来越差了……”

我在一边听着，没有表情，也不说话。后来我去了一家传媒集团实习，勤勤恳恳的商业态度和气氛大不相同。

作为一个对计算机和网络稍有了解的伪技术青年，当他提到建一个美术馆的网站的时候，要几百万，心里暗暗吃惊。再结合他通篇的意思，反正只要在中国，和政府合作，做政府的工程项目，钱是一把一把的来。一个在美国混不好的博士，一回来，身价即会暴涨，特别是你去做政府项目的时候。

于是我想，且不说你这个视频工作室做的活儿我也会做，或者建个美术馆的网站我也会做这之类的可能会让人看来“自不量力”的话，就说“中国人的钱好赚”这个话，我就感到一阵不适。一个中国人，以局外人的口气说出“中国人的钱好赚”，又立刻以主人的身份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究竟是个什么心理？

即使只懂得一点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必然需要大体公平的激励机制和大体公平的竞争机制。真正富裕起来的社会，付出的劳动创造的价值越大的人，得到的回报也越多。不过这个规则在中国则被一种叫做“财政拨款”的东西打破，只要你是关系户，哪怕你做出的产品再烂，你也能从中赚到大钱。

难怪一些数着财政拨款钞票的中国人在拍手叫着“中国人的钱好赚”“中国的经济就是好”的同时，又强调什么谷歌也好雅虎也罢，甭管你是什么国际巨头，在我的地盘上就得由我做主——商业是个屁，创新算个球。

看看中国公会网和孔子学院网站的运营经费，我还是很感谢政府信息公开这一英明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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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陸曄、潘忠黨发表在台湾《新闻学研究》上的一篇经典旧文《成名的想象：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在这个即将奔赴学院安排的专业大实习之际，作为一个新闻院的学生实在是有太多话想说。

我永远忘不了翻着一本厚厚的招生指南，一手拿着铅笔填涂的志愿表机读卡，感觉像是在买彩票的时刻。这个赌注是基于你的分数和目标院校的，本钱就是分数，收益就是院校。没上线的自然就输了，上了线的还要再赌一次，那就是专业的问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高考报志愿时，几乎所有同学都是盲人骑瞎马，再加上调配院系的原因，来到新闻学院的同学在此之前对新闻学院是个啥地方其实毫无了解。

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新闻在国内属于热门专业，从本院招手的学生可以看得出，都是高考分数不低的。即使在平时的校园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新闻院的学生素质也是不低的，甚至说是学校里的中上水平。但是，让人感到尴尬的就是，新闻院究竟教给了我们什么了。

先教传播学，附带着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概论”；然后是中外新闻史、中国文学史等；接下来各种实务课程，新闻采访、写作、策划，摄影、摄像、新媒体……新闻院的课程常常被嘲讽为最不靠谱的课程，不用上课都能通过的课程。我们从中似乎学到了挺多的东西，能够让你引起的思考其实也蛮多的，但当你细细梳理你究竟学到了什么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是一盘散沙。它不像传统的学科那样，有个十分系统的骨干和枝叶。于是，三年四年下来，我们不禁要问，大学究竟给了我们什么东西。

找来找去，每一个在新闻学院学习过的学生，最终都能找到一个能够引起共鸣的词汇：“新闻专业主义”。听起来很神秘，说起来很霸气，解释起来很玄虚。然后还被教导要怀有“新闻理想”，从民国被暗杀被追杀被砍头的记者，讲到红军战地里的记者，再讲到当下的最具新闻专业主义激情和理想的媒体，告诉你出生入死与世俗博弈揭示真实是新闻人的最高荣耀。然后在课堂上，在讨论中，在阅读中，觉得记者这个行当是如此地充满光环。

这个光环正是“新闻专业主义”赋予的。在《成名的想象》这篇论文中，作者将其理解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济世情怀的延续，最终归于对“成名”这一职业荣耀的追求上。同时，也清楚地看到，党国体制是如何地瓦解掉这种构想与想象，最终使“新闻专业主义”以碎片化的形态时不时地出现。也许，现实中没有几个记者或者读者会对这样一个词语感到熟悉，更多的只是我们在新闻院的课上提提而已。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新闻作为一个专业，都彻底地碎片化了。其实，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新闻学院遍地开花，新闻专业学生估计比新闻从业人员还多。而新闻学作为一种学术，事实上也并不适合本科生来专门学习，首先是这个年轻的学科建设还没有完全成形，其次这个学科实在不是自成体系，更多的是需要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的交叉。作为一个在知识和思维层面上都还没有多少建树的本科新生，学习到的新闻学知识无疑只是空壳而已。

再回到新闻的职场上来，近年屡屡有报道新闻机构是如何不太待见所谓“科班出身”的求职者了。又有闻新闻这个行当的种种无奈与辛酸，又所见这个行业的畸形发展抑或作为一个行业的初级阶段乱象。对它的现实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小，对它未来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大。这叫人情何以堪。

不过作为一个新闻院的学生，我们大多数终逃不了与媒体这个行业的缘分。其实即使有“成名的想象”这样的情怀存在，那也不过是刚进校作为学弟或者学妹时的不经事，以后大多都打消了许多想象了。不过呢，想象没了，理想还是有的。所谓的理想，其实也算是对这个行业的未来的一种想象吧。不过这不是“成名的想象”，而是“立业的想象”了。

新闻专业主义，或者说新闻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并非仅仅记者自身建设得来。更重要的是媒介的生态环境，传播的生态环境。庆幸的是，新闻院毕业的学生至少有一点是很值得肯定的，他们都能理解媒体是个什么东西，宣传是个什么玩意儿；他们时刻保持怀疑的头脑，小心的求证，谨慎的语气；媒体“误导”不了他们，所谓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是安身立命之基础。不过，这没有什么用，记者再像个记者也没有用的，受众得知道记者是个什么东西，媒体是个什么东西。新闻要想成为一种专业，一种理性的存在，新闻的神话必须破灭。受众必须从宣传的特效迷药中解放出来。

其实，如果新闻学院的某些课程作为大学的全校必修课，作为培养一个公民媒介基本素养而存在，也许比它单独作为一个专业而存在而起到的对这个产业的建设性作用要大得多。不过，这几乎在中国，不可能实现。记者们的“成名的想象”破灭了，新闻专业主义成为咒语，其实罪魁祸首看起来就是记者与受众的隔离化以及新闻知识在大学里的专业极化，是个嵌套的死循环。

我希望今生能幸运地看到这个行业的转机。

写在专业大实习前夕，为期末作业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