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就听说一个词『信息时代』。在这个词的浸淫下长大，而又浑然不觉这个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未有这样一个传播技术如此高效的时代。人们知道传播，或者说交流（communication）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之一，这个根基已经完全变了，人类文明会因此而改变吗？

然而在这个时代，『改变』这个词已经是陈词滥调，改变又怎样呢，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

最近有一个叫《KONY 2012》的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在我们上不了的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上，它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Kony是乌干达的一个反政府武装首领，是国际刑事法庭第一通缉要犯，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特别是儿童的人权的罪行。可是乌干达以外，知道他的人非常少。而他一直逍遥法外。

一些美国人到乌干达后目睹了Kony带给乌干达人民的恐怖，结识了一些乌干达朋友。在这些乌干达人的请求下，他们回到美国后建立了一个组织叫『Invisible Children』，旨在给美国政府施压，最终让他们出动部队帮助乌干达人逮捕Kony，阻止这场没有意义的内战。

美国政府可不会去做这种对自己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事情。换句话说，乌干达既不是美国的经济、军事、政治的重要合作伙伴，也不是美国产品的消费市场，乌干达人民的死活，为什么要美国公民的税款以及军队的安危来埋单呢？

从中国政府坚持的『原则』来说，这个问题也没得说，这是乌干达的内政，是不能干涉的。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对待『人权问题』的虚伪了，从根本上他们并不关心是『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这个问题，他们只是保持了功利的传统而已。

可是，这件事有意思的就是，在Invisible Children不遗余力地在各地，在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上进行宣传以后，20个文艺界人士，12个政治界人士都加入了这场『请愿』活动中。

去年，美国政府同意派出一小队人马，去协助乌干达政府逮捕Kony，不过或许是投入太少，行动没有成功。然而全世界各地（主要是欧美）的民间『请愿』活动也通过网络传播开来，此起彼伏。

这个行动的发起者的愿望，就是要最终人类各国联合起来，把这个反人类分子Kony正法。这行动很正义，却不能不说没有争议，它不符合传统上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决策套路。这样的行动，甚至在现代社会闻所未闻。这种自下而上的『国际主义』究竟最终会给人类带来『大同』还是混乱呢？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估计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越来越多的声音说网络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网络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甚至以前许多不可能的政治构想——曾经因为技术上不可能而不可能，现在突然有了实践机会。精英主义的奉行者不得不担心这会让民粹主义疯狂生长；自由主义的奉行者不得不担心网络上汹涌不可挡的『民意』践踏了规则。

但无论如何，自下而上，如今在技术上可行，只是后果，还缺乏研究。它的力量，已经被无数网络中的『小事件』见证过了。KONY 2012行动，无疑只是网络中的一个小事件，我们只需计算网络数据的量级便可得出这个结论——然而它的发起人信心满满地认为，如果它成功，这将是改写人类历史的『大事件』。网络中的小事件，人类历史的大事件，这听起来意味深长。

这也难怪我们无法访问前面提到的三大网站了。我们有优酷土豆、人人网和新浪微博，我们也有很多棘手的国内社会问题和悲剧需要去关心——自下而上地去关心。『因特纳雄奈尔』我们大概可以先放一边，腾出不少精力关心自己，我可以说我国的互联网管理者还是『很贴心』吗？

KONY 2012 行动官网：http://www.kony2012.com/

宣传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bm0ae9fPAvE/

正如一些和我私交不错的朋友了解的那样，我几乎不读哲学类书籍，我甚至没有尝试去读。如果说我缺乏哲学及社科训练，这是非常真实的评价。缺乏训练，这说明没有必要把经院话语体系和我说的话进行对应，我说的每一个名词的定义可能都不严谨。不过很多时候人们想问题，只是想活得更明白，或者为自己的直觉立场找个理性支撑，自圆其说——或者叫它自洽。否则难免陷入自我怀疑和甘愿当一只快乐的不问世事的猪的境地。

人们把一个对社会的态度分为左右，左和右的定义是动态的，不如简单地分为保守和激进，中间地段可以说叫温和。温和可以是一种处世态度，但不是一个分析方法，分析问题的捷径之一就是考虑极端情况。

一些人主张的优先级最高的任务是对自由进行限制，而非提倡和保护自由的实现。这种观念咋一看是很保守的——因为自由一词看起来是如此激进，对自由的限制难道还不够保守吗？因此宁做规规矩矩受限之人，不愿承担自由的代价，认为这是保守的做法，不会赔得很多，赚得也不多，但差不多了这样也死不掉。

所有的对自由的限制，除开客观世界的自然限制，剩下的都是人为的限制。人们以各种理由限制自由，这些理由都基于人类的理性或理性能够支持的情感的原因。如果我们对人类的理性有足够的信任，认为人类的理性是可以做到完备的，那么这些限制也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既然如此，做出这些限制的人们应该相信，如果每一个人都遵循这种限制，人类最终会克服困难，不会自我毁灭或没有能力继续生存下去，甚至人类可以称霸宇宙。

可是人类的理性是完备的吗？这是一个终极问题。目前为止，人类的理性看起来成效不错，但仍未完备。但它什么时候才能完备呢？那时候人类可以自证人类的理性是完备的吗？在此之前人类该怎么做呢？

设想一个大尺度的未来。就像早期人类走出非洲一样，我们所认识的历史是，人类走出非洲以后，是以多样性的文明形态发展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多样性在今天仍然是人类一切伟大和平凡甚至丑陋的根源，它带了了创造力同时也带来了愚昧和毁灭。那么未来，人类会不会以同样的多样性走出地球呢？

如果在开展太空殖民之前，人类已经高度信赖自己的理性，整个人类已经拥有全体认同的“真理”和目标，比方说刘慈欣在《三体》里设想的“思想钢印”——然后人类开始了太空殖民，并且严格传承这种“真理和目标”，自由必然已不存在，你不可能去反对这种真理和目标。

如果这种真理和目标，其实并不正确——人类很可能为此付出代价，而且如果遇到灭绝条件，这些高度一致化的人类很可能就灭得一个都不剩。

然而，如果思想钢印并不存在，人类继续传承有史以来的多样性——也就是自由的价值取向，按照概率论，遇到一个能够灭绝全体的条件的概率会低很多。当然前提是，如果人类继续坚持这种多样性并且承担这种多样性带来的低效率，我们仍然能够开展太空殖民活动。

所以，如果把生存看做是一个赌场，而人类自身理性的完备性并不能被人类自身证明，那么自由就是把赌注押得很分散，每一注压得不多；而统一思想和选择，则是一个大赌注，甚至是all in。

这样看来，自由的价值一点都不激进，它相当保守。相信规划和规范的人们，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显得相当激进。

这也不难理解，很多天才表现出独裁者的气场，比如让人讨厌又让人崇拜的乔布斯。甚至连那些自称为自由而战的斗士，他们功成名就以后也成了独裁者——因为自由的代价，是整个人类的现代社会显得如此平庸，你看，在我们登上月球之后差不多半个世纪了，我们再也没有人登上过地球以外的任何一块石头。

可是，人类承担得起否定自由的价值的代价吗？谁可以在赌局里拿人类的生存去all in？热爱自由的人，并不热爱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