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些和我私交不错的朋友了解的那样，我几乎不读哲学类书籍，我甚至没有尝试去读。如果说我缺乏哲学及社科训练，这是非常真实的评价。缺乏训练，这说明没有必要把经院话语体系和我说的话进行对应，我说的每一个名词的定义可能都不严谨。不过很多时候人们想问题，只是想活得更明白，或者为自己的直觉立场找个理性支撑，自圆其说——或者叫它自洽。否则难免陷入自我怀疑和甘愿当一只快乐的不问世事的猪的境地。

人们把一个对社会的态度分为左右，左和右的定义是动态的，不如简单地分为保守和激进，中间地段可以说叫温和。温和可以是一种处世态度，但不是一个分析方法，分析问题的捷径之一就是考虑极端情况。

一些人主张的优先级最高的任务是对自由进行限制，而非提倡和保护自由的实现。这种观念咋一看是很保守的——因为自由一词看起来是如此激进，对自由的限制难道还不够保守吗？因此宁做规规矩矩受限之人，不愿承担自由的代价，认为这是保守的做法，不会赔得很多，赚得也不多，但差不多了这样也死不掉。

所有的对自由的限制，除开客观世界的自然限制，剩下的都是人为的限制。人们以各种理由限制自由，这些理由都基于人类的理性或理性能够支持的情感的原因。如果我们对人类的理性有足够的信任，认为人类的理性是可以做到完备的，那么这些限制也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既然如此，做出这些限制的人们应该相信，如果每一个人都遵循这种限制，人类最终会克服困难，不会自我毁灭或没有能力继续生存下去，甚至人类可以称霸宇宙。

可是人类的理性是完备的吗？这是一个终极问题。目前为止，人类的理性看起来成效不错，但仍未完备。但它什么时候才能完备呢？那时候人类可以自证人类的理性是完备的吗？在此之前人类该怎么做呢？

设想一个大尺度的未来。就像早期人类走出非洲一样，我们所认识的历史是，人类走出非洲以后，是以多样性的文明形态发展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多样性在今天仍然是人类一切伟大和平凡甚至丑陋的根源，它带了了创造力同时也带来了愚昧和毁灭。那么未来，人类会不会以同样的多样性走出地球呢？

如果在开展太空殖民之前，人类已经高度信赖自己的理性，整个人类已经拥有全体认同的“真理”和目标，比方说刘慈欣在《三体》里设想的“思想钢印”——然后人类开始了太空殖民，并且严格传承这种“真理和目标”，自由必然已不存在，你不可能去反对这种真理和目标。

如果这种真理和目标，其实并不正确——人类很可能为此付出代价，而且如果遇到灭绝条件，这些高度一致化的人类很可能就灭得一个都不剩。

然而，如果思想钢印并不存在，人类继续传承有史以来的多样性——也就是自由的价值取向，按照概率论，遇到一个能够灭绝全体的条件的概率会低很多。当然前提是，如果人类继续坚持这种多样性并且承担这种多样性带来的低效率，我们仍然能够开展太空殖民活动。

所以，如果把生存看做是一个赌场，而人类自身理性的完备性并不能被人类自身证明，那么自由就是把赌注押得很分散，每一注压得不多；而统一思想和选择，则是一个大赌注，甚至是all in。

这样看来，自由的价值一点都不激进，它相当保守。相信规划和规范的人们，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显得相当激进。

这也不难理解，很多天才表现出独裁者的气场，比如让人讨厌又让人崇拜的乔布斯。甚至连那些自称为自由而战的斗士，他们功成名就以后也成了独裁者——因为自由的代价，是整个人类的现代社会显得如此平庸，你看，在我们登上月球之后差不多半个世纪了，我们再也没有人登上过地球以外的任何一块石头。

可是，人类承担得起否定自由的价值的代价吗？谁可以在赌局里拿人类的生存去all in？热爱自由的人，并不热爱赌博。

看看自己的Wishlist，里面有一堆电子产品。再算算自己毕业后可能拿到的收入，大概会成为月光族的。我们需要花费诸如电费、手机通讯费、宽带接入费、各种科技服务费等一系列费用。我们每天需要面对一个十几寸到二十几寸不等的屏幕，手大部分时间放在鼠标键盘上，或者捧着一个三到四五寸的屏幕发呆。我们为每一个新上线的网络应用或者软件升级感到欣慰，为每一个宕机的网站和Bug的软件感到焦躁。

现在的年轻人的收入一半给了科技公司，或许是电脑、手机、相机、苹果产品、电子书、掌上游戏机、电视游戏机、网游、软件等等。他们也许同时蜗居于三十平米不到的租来的屋子里，吃着泡面，忍受着孤独的生活，在互联网上寻找着一点点慰藉。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以现在的收入水平，事实上吃好穿好问题已经不是很大，甚至还有四处旅行的经费。但是再想想，还需要电视机啊空调啊洗衣机啊汽车啊等等，钱就很不够了。

在一个在乎生活质量的人看来，其实衣、食、住、行是生活的全部真谛，在此基础上再来点精神享受就再好不过了。如果我们把每天耗在电子产品上的时间用来做一桌好菜，挑选或者设计一套自己喜欢的衣服，找个周末或长假去个真正想去的地方旅行，那将是非常愉快的吧。电子产品不能带给你这些。

就像一个典型的科幻作品套路，反科技往往成为代表正义的力量。本文的宗旨倒不是说反科技，而是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科技产品有时候可能是反生活的？

就像美国人的1960年代和中国人的1980年代，在那些科技产品尚未成为生活的主旋律的年代里，生活的回忆竟然成了当今的人们如梦如诗的怀念，不管你有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80年代生人至少还记得小时候的前网络时代的生活。

（当然其实我热爱科技生活）

读了陸曄、潘忠黨发表在台湾《新闻学研究》上的一篇经典旧文《成名的想象：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在这个即将奔赴学院安排的专业大实习之际，作为一个新闻院的学生实在是有太多话想说。

我永远忘不了翻着一本厚厚的招生指南，一手拿着铅笔填涂的志愿表机读卡，感觉像是在买彩票的时刻。这个赌注是基于你的分数和目标院校的，本钱就是分数，收益就是院校。没上线的自然就输了，上了线的还要再赌一次，那就是专业的问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高考报志愿时，几乎所有同学都是盲人骑瞎马，再加上调配院系的原因，来到新闻学院的同学在此之前对新闻学院是个啥地方其实毫无了解。

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新闻在国内属于热门专业，从本院招手的学生可以看得出，都是高考分数不低的。即使在平时的校园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新闻院的学生素质也是不低的，甚至说是学校里的中上水平。但是，让人感到尴尬的就是，新闻院究竟教给了我们什么了。

先教传播学，附带着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概论”；然后是中外新闻史、中国文学史等；接下来各种实务课程，新闻采访、写作、策划，摄影、摄像、新媒体……新闻院的课程常常被嘲讽为最不靠谱的课程，不用上课都能通过的课程。我们从中似乎学到了挺多的东西，能够让你引起的思考其实也蛮多的，但当你细细梳理你究竟学到了什么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是一盘散沙。它不像传统的学科那样，有个十分系统的骨干和枝叶。于是，三年四年下来，我们不禁要问，大学究竟给了我们什么东西。

找来找去，每一个在新闻学院学习过的学生，最终都能找到一个能够引起共鸣的词汇：“新闻专业主义”。听起来很神秘，说起来很霸气，解释起来很玄虚。然后还被教导要怀有“新闻理想”，从民国被暗杀被追杀被砍头的记者，讲到红军战地里的记者，再讲到当下的最具新闻专业主义激情和理想的媒体，告诉你出生入死与世俗博弈揭示真实是新闻人的最高荣耀。然后在课堂上，在讨论中，在阅读中，觉得记者这个行当是如此地充满光环。

这个光环正是“新闻专业主义”赋予的。在《成名的想象》这篇论文中，作者将其理解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济世情怀的延续，最终归于对“成名”这一职业荣耀的追求上。同时，也清楚地看到，党国体制是如何地瓦解掉这种构想与想象，最终使“新闻专业主义”以碎片化的形态时不时地出现。也许，现实中没有几个记者或者读者会对这样一个词语感到熟悉，更多的只是我们在新闻院的课上提提而已。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新闻作为一个专业，都彻底地碎片化了。其实，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新闻学院遍地开花，新闻专业学生估计比新闻从业人员还多。而新闻学作为一种学术，事实上也并不适合本科生来专门学习，首先是这个年轻的学科建设还没有完全成形，其次这个学科实在不是自成体系，更多的是需要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的交叉。作为一个在知识和思维层面上都还没有多少建树的本科新生，学习到的新闻学知识无疑只是空壳而已。

再回到新闻的职场上来，近年屡屡有报道新闻机构是如何不太待见所谓“科班出身”的求职者了。又有闻新闻这个行当的种种无奈与辛酸，又所见这个行业的畸形发展抑或作为一个行业的初级阶段乱象。对它的现实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小，对它未来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大。这叫人情何以堪。

不过作为一个新闻院的学生，我们大多数终逃不了与媒体这个行业的缘分。其实即使有“成名的想象”这样的情怀存在，那也不过是刚进校作为学弟或者学妹时的不经事，以后大多都打消了许多想象了。不过呢，想象没了，理想还是有的。所谓的理想，其实也算是对这个行业的未来的一种想象吧。不过这不是“成名的想象”，而是“立业的想象”了。

新闻专业主义，或者说新闻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并非仅仅记者自身建设得来。更重要的是媒介的生态环境，传播的生态环境。庆幸的是，新闻院毕业的学生至少有一点是很值得肯定的，他们都能理解媒体是个什么东西，宣传是个什么玩意儿；他们时刻保持怀疑的头脑，小心的求证，谨慎的语气；媒体“误导”不了他们，所谓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是安身立命之基础。不过，这没有什么用，记者再像个记者也没有用的，受众得知道记者是个什么东西，媒体是个什么东西。新闻要想成为一种专业，一种理性的存在，新闻的神话必须破灭。受众必须从宣传的特效迷药中解放出来。

其实，如果新闻学院的某些课程作为大学的全校必修课，作为培养一个公民媒介基本素养而存在，也许比它单独作为一个专业而存在而起到的对这个产业的建设性作用要大得多。不过，这几乎在中国，不可能实现。记者们的“成名的想象”破灭了，新闻专业主义成为咒语，其实罪魁祸首看起来就是记者与受众的隔离化以及新闻知识在大学里的专业极化，是个嵌套的死循环。

我希望今生能幸运地看到这个行业的转机。

写在专业大实习前夕，为期末作业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