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后悔选择了文科，但是我不满不能有更多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一些理科知识。如果我当年选择了理科，这个情况肯定也就变成了我不满对文科的东西了解得不够了。这个文理分科的问题，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到底该不该分科，该怎样分，今天不谈。就谈谈文科生应该怎样看待那些通常被认为不是文科生必须学习的内容。

随着时代的改变，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一个和科技文明、物质文明与信息文明相适应的文科生应该是什么样子？

*号表示传统需求，>号表示扩展需求。

* 熟练掌握运用母语，懂得至少一门外语，良好的表达能力和理解沟通能力
> 除了使用文学语言，最好掌握中等以上的数学语言，甚至计算机编程逻辑基础

* 对人类历史、地理、文化源流有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 了解考古人类学对人类特性的研究和不断发展的成果。人类学的科学方法帮助你理解为何人类文明注定如此。

* 观察他人和社会，搜集整理信息、传递信息的能力
> 计算机类电子设备的灵活运用技巧，熟练而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技巧，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处理现实任务的能力
>>理解基本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原理，最好能够成为至少初级的网络应用开发者

* 对艺术的个人感受能力和理解能力，甚至创造能力
> 对新艺术工具和形式的使用能力，例如电子艺术，以及对此的欣赏能力

* 对哲学问题的理解和思辨
> 对科学的准确理解和思辨，对科学常识的了解

* 对当今社会的近距离接触，以及适应社会的生存能力
> 对未来社会有基本的眼光和判断，以及在有生之年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和生活方式的能力

……

其实有一些*也不算是文科生的传统需求，而是每一个人的传统需求。以上想到的这些，写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我一直在朝>里提到的方向努力。不过说起现在的教育来，确实感觉很滞后。就拿新闻与传播学院来说，作为一个信息时代的新闻学院，它的老师，怎么可以是对信息技术不甚了解的呢？一个记者，怎么可以是电脑白痴和网络初级使用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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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忘不了翻着一本厚厚的招生指南，一手拿着铅笔填涂的志愿表机读卡，感觉像是在买彩票的时刻。这个赌注是基于你的分数和目标院校的，本钱就是分数，收益就是院校。没上线的自然就输了，上了线的还要再赌一次，那就是专业的问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高考报志愿时，几乎所有同学都是盲人骑瞎马，再加上调配院系的原因，来到新闻学院的同学在此之前对新闻学院是个啥地方其实毫无了解。

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新闻在国内属于热门专业，从本院招手的学生可以看得出，都是高考分数不低的。即使在平时的校园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新闻院的学生素质也是不低的，甚至说是学校里的中上水平。但是，让人感到尴尬的就是，新闻院究竟教给了我们什么了。

先教传播学，附带着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概论”；然后是中外新闻史、中国文学史等；接下来各种实务课程，新闻采访、写作、策划，摄影、摄像、新媒体……新闻院的课程常常被嘲讽为最不靠谱的课程，不用上课都能通过的课程。我们从中似乎学到了挺多的东西，能够让你引起的思考其实也蛮多的，但当你细细梳理你究竟学到了什么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是一盘散沙。它不像传统的学科那样，有个十分系统的骨干和枝叶。于是，三年四年下来，我们不禁要问，大学究竟给了我们什么东西。

找来找去，每一个在新闻学院学习过的学生，最终都能找到一个能够引起共鸣的词汇：“新闻专业主义”。听起来很神秘，说起来很霸气，解释起来很玄虚。然后还被教导要怀有“新闻理想”，从民国被暗杀被追杀被砍头的记者，讲到红军战地里的记者，再讲到当下的最具新闻专业主义激情和理想的媒体，告诉你出生入死与世俗博弈揭示真实是新闻人的最高荣耀。然后在课堂上，在讨论中，在阅读中，觉得记者这个行当是如此地充满光环。

这个光环正是“新闻专业主义”赋予的。在《成名的想象》这篇论文中，作者将其理解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济世情怀的延续，最终归于对“成名”这一职业荣耀的追求上。同时，也清楚地看到，党国体制是如何地瓦解掉这种构想与想象，最终使“新闻专业主义”以碎片化的形态时不时地出现。也许，现实中没有几个记者或者读者会对这样一个词语感到熟悉，更多的只是我们在新闻院的课上提提而已。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新闻作为一个专业，都彻底地碎片化了。其实，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新闻学院遍地开花，新闻专业学生估计比新闻从业人员还多。而新闻学作为一种学术，事实上也并不适合本科生来专门学习，首先是这个年轻的学科建设还没有完全成形，其次这个学科实在不是自成体系，更多的是需要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的交叉。作为一个在知识和思维层面上都还没有多少建树的本科新生，学习到的新闻学知识无疑只是空壳而已。

再回到新闻的职场上来，近年屡屡有报道新闻机构是如何不太待见所谓“科班出身”的求职者了。又有闻新闻这个行当的种种无奈与辛酸，又所见这个行业的畸形发展抑或作为一个行业的初级阶段乱象。对它的现实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小，对它未来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大。这叫人情何以堪。

不过作为一个新闻院的学生，我们大多数终逃不了与媒体这个行业的缘分。其实即使有“成名的想象”这样的情怀存在，那也不过是刚进校作为学弟或者学妹时的不经事，以后大多都打消了许多想象了。不过呢，想象没了，理想还是有的。所谓的理想，其实也算是对这个行业的未来的一种想象吧。不过这不是“成名的想象”，而是“立业的想象”了。

新闻专业主义，或者说新闻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并非仅仅记者自身建设得来。更重要的是媒介的生态环境，传播的生态环境。庆幸的是，新闻院毕业的学生至少有一点是很值得肯定的，他们都能理解媒体是个什么东西，宣传是个什么玩意儿；他们时刻保持怀疑的头脑，小心的求证，谨慎的语气；媒体“误导”不了他们，所谓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是安身立命之基础。不过，这没有什么用，记者再像个记者也没有用的，受众得知道记者是个什么东西，媒体是个什么东西。新闻要想成为一种专业，一种理性的存在，新闻的神话必须破灭。受众必须从宣传的特效迷药中解放出来。

其实，如果新闻学院的某些课程作为大学的全校必修课，作为培养一个公民媒介基本素养而存在，也许比它单独作为一个专业而存在而起到的对这个产业的建设性作用要大得多。不过，这几乎在中国，不可能实现。记者们的“成名的想象”破灭了，新闻专业主义成为咒语，其实罪魁祸首看起来就是记者与受众的隔离化以及新闻知识在大学里的专业极化，是个嵌套的死循环。

我希望今生能幸运地看到这个行业的转机。

写在专业大实习前夕，为期末作业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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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南开系列学校的传统校庆日了，也就是张伯苓1904年10月17日创建天津南开中学的日子。看起来南开系列学校都比较重视校史教育，一是南开确有校史可说，二是南开之精神渐渐流失而仅残留在校史的记忆中。世事变迁，南开学子也一代代长大，更早的世代早已垂垂老矣；年轻者迷茫，衰老者无力，而中国教育的未来始终在迷雾之中。这并非张先生所愿意看到的，而随着历史的越来越久远，我们也更加无法看清一个真实的张伯苓。

第一次认识张伯苓，是从重庆南开中学爬满爬山虎的行政楼门前的张校长塑像开始的。后来恰逢南开系列学校100年纪念，专题片、回忆录看了一些，张老校长的形象渐渐在脑海中定型。这个北洋海军军人、北方硬汉，被看做爱国图强的有志青年的典范；壮年之时，又去哥伦比亚大学成为教育学的学生，以身作则实践“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理想。不过，这其中最有意思的，恐怕要数张伯苓拒任考试院院长的故事，以及他与蒋介石交好的故事了。

张伯苓与蒋介石的交好，最出名的要数日寇来袭时蒋介石说：“只要中华民国不亡，南开就不会亡！”（意为民国政府将为南开做强大支持），而张伯苓则答曰：“只要南开不亡，中华民国也就不会亡！”的段子了。但是，同时我们又知道，张伯苓事实上比较注重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刻意要把南开中学（特别是重庆南开）保持为私立学校，不太让官家资本介入，而更愿意寻求民间资助（例如自贡盐商资助的蜀光中学）。这里面的奥妙，似乎有得可说。

至于张校长拒任考试院院长，此事我曾与父亲讨论。父亲说：“其实这也并不能说明张伯苓就不食人间烟火，他恐怕只是看到国民党的颓势，恐怕共产党夺权后的算账吧。”不过，张伯苓在杜建时、陈布雷等人再三劝说下，又勉强接任了这个职务。这倒成为了一个佳话：那样的年月，还有人公然拒绝做官。张伯苓清高的形象，在此事件上确立无疑。不过我父亲的那个观点，确实也代表了许多人心中的阴谋论。

今天翻看维基百科的条目，张伯苓一条又有新内容。有人摘录了他的许多语录，这又让我从更直观的角度看到了一个和往常不太一样的张伯苓。例如：

论教育
# 教育兴青年立，必能将社会渐渐改良。——《三育并进而不偏废》
# 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办学校须有宗旨》
# 教育不只是叫学生读书，课外的修养更重要，只是有“能”，算不了什么，必须为“公”。
# 我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生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
# 文学系当然要读文学，但学生毕业到社会上应具备就业能力，不能饿着肚子作诗啊！
论爱国与救国
# 要想造新民国，不可仿造，当想造，创造。——《访美感想》
论国民性
# 须知团结是超主义的。——《团结与民族存亡》
# 中国人还有一种特征。小孩大人一样，总不愿别人好。大家在一块谈，谈到别人的坏处，大家精神百倍；说人好处，就不高兴了，好像不愿中国人有好人，这就是亡国的根源。
论处世
# 社会腐败当改革之，公众利益当提倡之。——《三育并进而不偏废》
论世界与民族
# 文化合作，民间友谊的交流，我认为比外交政治还要重要。——《答上海新闻报记者的谈话》
临终遗言
“拥护自由，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誓死抵制专制极权。” —— 于天津，1951年

这些话今天听来仍然犹如警钟在耳。

众所周知，张校长的晚年时凄凉的。1949年台海分离之时，蒋介石曾邀请张伯苓到台湾去继续发展他的教育事业，然而或许是张校长年事已高不想再折腾，或者是对这个拥有他的学生周恩来的新政权抱有希望，他还是选择留在了大陆。但是，等待他的确是他的办学成果被全盘“接收”，行政权利的完全架空，甚至有师生咒骂；由于他与国民党官员的密切来往以及前考试院院长的身份，他成为了新政权下的“不可接触之人”，以至于待到凄凉去世之时，堂堂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没有一个学生来为他送行。至于南开学校以后又如何堕落，文革中又发生了哪些人间惨剧（特别是重庆南开），这是后话，张校长死得早，竟也可以算作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讽刺的是，就在张校长逝世的时候，远在台湾的败寇、独裁者蒋介石，却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蒋介石亲手写下：“守正不阿，多士所宗－伯苓先生千古”挽之。张校长九泉之下若有知，是不是也会后悔没有去海峡对岸，是不是也会对蒋的念念不忘感动。同样是中国人，怎样对待一个中国近代以来最（没有之一）杰出的教育家，怎样看待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大概可以看出文明程度的不同。

好在时光流转，最近些年来，越来越重视探索执政能力建设的中国共产党终于肯放下嫌隙，肯官方承认这位“教育硬汉”的终身成就。这是文明进步的标志。南开中学的师生，也终于从旧相册里认识了那个陌生的张校长，开始了新的学习与尊崇。张校长的在天之灵，大概可以得到些许告慰了吧。

不过，正是由于诸多史事的矛盾、表面与含糊，加上意识形态对张伯苓的评价的强大影响，我们仍然看到的是一个近脸谱化的张校长。而张伯苓的同事、好友、后代要么早已作古，要么已经海外定居，要获得足够的一手材料实在不易。谁来讲述一个真实的张伯苓？谁来给苦难深重的南开校史，以及苦难深重的中国教育史，这应有的告慰？南开学子历尽百代，人才辈出，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有一位同学，他能够给我们讲述一个真实的张伯苓，而不仅仅是塑像一般的张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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