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几件事情
*5·12汶川大地震纪念日
*陕西发生一起幼儿园屠童事件
*富士康今年发生第八起员工跳楼自杀案，五台山高僧应邀做法
这种大众传媒惯用的陈述方式，是不带感情色彩的。按照新闻的客观性标准，这样的表达是符合业务规范的。
不过，这三言两语真是很难说清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人们会去进行第二次传播，会加入自己的评论，大众传媒也会利用评论版进行诠释和解读，读者的记忆也会和这些报道联系在一起。新闻事件是客观的，可是新闻的意义是主观的。所谓新闻的意义，也就是新闻对作为个体的人，或者一个社会群体的影响了。
这个关于新闻的意义的问题，存在着很大争议。因为无论是纳粹时代的把新闻作为宣传工具，还是党国体制下的新闻业，都是打着“新闻的意义”的招牌，对新闻进行严厉的管制。当人们无法跳出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群体，只能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考虑新闻的意义的问题的时候，讲新闻垄断为谋权工具的做法就自然而然发生。
所以，“新闻的意义”是琢磨不定的，带有很大的主观色彩的，很少有人再提新闻的意义，而是将新闻还原为事实本身的信息。就像科学家的探针，新闻存在的作用是让社会成员充分了解这个社会真实存在的方方面面，它是社会信息的载体。“有闻必报”就如同科学家在做实验时应该记录每一个值得记录的细节一样，对于称得上新闻的信息，都报道出来才能让社会成员了解到事实的存在。
基于这种认识，目前国内媒体遭遇的各种噤声就显得很离经叛道。具体表现为，对于政治“敏感”的话题，一律是通稿或者不报。然而，对于伦理敏感的话题，遭遇这种情况的并不多。
事实上阅读全国各地的都市报和观看都市电视台新闻节目，各种凶杀、自杀、情杀、恋爱纠纷、色情事件层出不穷。可见在伦理敏感的新闻上，管制要比政治敏感的事情少得多。按照中国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新闻关系到国家大局，伦理新闻只是涉及个别人的利益，所以后者就放开了。事实上这更反映出媒体“惹不起官，惹得起民”的现状，当然一般情况下也惹不起广告商。
如果你是被媒体报道的桃色事件的主人公，你肯定希望不被报道，你甚至有不应被报道的权力。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其权力是公众赋予的，它的一举一动都是公共权利的范畴，媒体对它的报道不能直接被政府拒绝。不过这个道理在中国不适用，情况恰恰相反。
中国的媒体不能真正报道监督政府，只能拿个人和小团体开涮以吸引眼球，悲夫，该挨骂，是命。否则媒体们也真是不知道该拿什么吸引眼球了，统统变成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显然也是不行的。
回到前面的话题来。5·12过去两年了，媒体已经认为它无法再吸引眼球了。不过确实，屠童案和富士康自杀案都能在现在比5·12纪念日更吸引眼球。但是这两个新闻也不是那么好报道的，屠童案接二连三地发生已经牵动了社会最痛的神经，相关部门下令媒体不得自主报道。而富士康今年的八起自杀案，更是由于其在深圳财大气粗、官商同盟和与社会民生利益千丝万缕的联系，本地媒体就是想炒也不敢。
江苏杀童案发生后，当时网上和传统媒体上都掀起了讨论，媒体该不该报道此类事件。认为不该报的从新闻伦理出发，认为这样的新闻会产生社会恐慌和引起别有用心者效仿；认为该报的则认为单纯的新闻报道不会引起此类事件频发，原因在于其它，媒体则应履行职责，而不是掩耳盗铃。不过讽刺的是，这些讨论大部分已经被删除。
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无可争辩是矛盾层出，极端危险。大量的无道理、不公正的存在已经破坏了可以维系人与人之间赖以互相信任的感情和理性。在这样的社会里，单纯谈新闻自由无异于纸上谈兵，未必见得一定能对这个社会起到好的作用，未必见得就不会引起危险。
就拿屠童案该不该报来说，这是一个很中国特色的问题。美国有没有发生过校园屠杀案？有，也举国震惊。但是他们的媒体可以报，而且并没有造成连锁反应，使其它凶手效仿。但是中国呢？江苏的一起报道了，不久陕西就又发生一起，这很难让人不把两者联系起来。这时候，媒体到底有没有罪，我想不言而喻，至少大部分人会认为媒体是有罪的。
不过，在这个事情上，媒体不是原罪，而是因为事到如今，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没有人是无罪的。
如果我们的媒体能够给那些有冤仇债或者心怀不满的人一个表达的空间——但是对不起，新闻审查制度之下很难有这样的空间。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给那些有冤仇债的人一个救助的渠道——但是也没有，司法如儿戏。如果一切的一切都是按照道理来，按照理想来，那么今天的新闻也许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一个有冤仇债的人平时无法在媒体上发声，然后大开杀戒后得到了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公众的联想，这无疑是一种奖励。鉴于社会上的冤仇债还有很多，效仿者也是防不胜防的。这是一种恐怖的开始。
但是媒体能不报吗？如果现在开始又不报，那么这是无声的恐怖。奖励没有了，但是记忆仍在，恐惧和仇恨都不会消失。
这一切的根源显然不在媒体。但是媒体已不能独善其身。作为这个畸形社会和非理性机器的一环，媒体已经被扭曲了，就无法再装作若无其事。
报也不是，不报亦不是。这已经是一种绝望的状态。
所以希望不在于大众传媒。大众传媒已经死了，它的邪恶本性已经在恶劣的环境下显现出来。
原因在于，我们的大众传媒是一种“伪大众传媒”，它的权力不是出自公权力，而是出自某组织的恩赐。
别忘了，我们还有人际传媒，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里，人与人的关系是在拉近而不是在疏远。今天发布的一份包含两年前的遇难学生的名字的音频作品就是这种救赎的代表，大众传媒承担不了这种伦理的义务，它们不会给这些孩子的亲人一辈子的慰藉，而人可以。
如果你不同意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人际传播时代，不同意人与人的关系在通过这一媒介拉近，我想你应该想想，这之前的文革时代和八十年代，人与人的关系真的很近么？
于是乎，救赎不在大众传媒。大众传媒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死了，它被噤声还是兀自发声，都跟肯德基到底是卖鸡腿汉堡还是豆浆油条一样，只跟你买不买有关。救赎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你说出写出的打出的每一个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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