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现代新闻业

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产生和发展只能从80年代开始算起，改革开放后，以报纸和广播电视为主的新闻业开始真正成为一种言论市场。我们通过一些残存的80年代印象就可以知道，那时候媒体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公共论坛，直到某年春夏之交的事情发生后，这一情况大大萎缩了。当人们嘲笑新闻联播总是报喜不报忧，媒体前方百计为公权力擦屁股的时候，其实中国媒体也在渐渐变化，这种变化是随着市场的需要和学术界与业界的共识共同促进的。即使是非新闻专业人士非新闻从业者也知道，新闻既不能说假话，也不能成为权力的附庸。

2. 左右之争和“南方系”

所谓的“南方系”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氛围中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的，成为一家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发展起来的市场化媒体——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中国的大舆论环境偏左，群众对于许多经济政治事务的认识也因多年左的教育而偏左。本文不讨论左右孰是孰非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为了解释为了“南方系”被定义为右。相对于大环境而言，“南方系”是偏右的，但未必是极右的。如果对于左右到底是什么不清楚，请查阅相关资料。

3. 卖国反党和“南方系”

在中国，没有任何纸媒和广播电视媒体可以有悖于当地和中央宣传机构的意见，南方系也不例外。这里的宣传机构主要指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等。每张报纸在发版前都会经过重重审查，最后签发。如果你天真地认为南方系是“卖国”“反党”，那么只能推论出两个结果：要么广东省宣传部门是白痴，要么世人皆醉你独醒看穿了南方系采编的腹黑的心。靠谱吗？如果真的经过深思熟虑后这样认为的朋友，对自己的智识有足够的信心，那么不妨保持这样的看法。

4. 造谣抹黑和“南方系”

南方系喜欢揭黑，这点没什么问题。揭黑就难免不被反咬成造谣，这已经是诸国的新闻史印证过的了。然而南方系到底有没有造过谣呢？必然，没有一份报纸能够确保自己的每一篇报道都绝对真实。媒体不等于真相，也不是真相和真理的代言人。医生尚有开错药的时候，记者难道天生就喜欢造谣抹黑？其实如果允许的话，报纸巴不得天天给社会各界唱赞歌搞好关系多来点广告吧，可是作为读者你愿意看么？我来天天赞扬蒙牛是个好企业，结果在牛奶里下毒了吧，这不算造谣抹黑吧？你也不愿意看到。所以要怎样傻逼的一个媒体，才乐于造谣抹黑——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反应了某些记者编辑的业务水平出现了问题而已。如果你天真地以为他们故意造谣抹黑，甚至带着道德优越感造谣抹黑，那么你的确需要对自己的智识有足够的信心。

5. 民粹和“南方系”

南方系如果是右的，那必然是反民粹的。如果你仍然存在疑问，那么你可以去搜索一下南方系影响最广泛的媒体对待转基因，医改等和民粹关联性比较大的问题的报道，可以说在这类问题上南方系是最冷静最理性的媒体之一。如果你认为南方系是民粹的媒体，《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可能会跟你急。

6. 业务水平和“南方系”

每年都会有不少的优秀毕业生向往着“南方系”，还包括很多海外和香港的应届毕业生。对于这些想从事中国新闻业优秀毕业生来说，南方系是除央视之外为数不多的能够给他们提供最大发挥平台的媒体之一。南方系有很多优秀的记者编辑，但不保证每个记者和编辑都是优秀的。有时候报道出了问题，最着急的就是这些以南方系为骄傲的优秀记者编辑。那为什么在有些人眼里“南方系”是那么的业务水平低下呢？树大招风，越是在聚光灯下，就越容易暴露不完美。没人会天天没事找《苹果日报》找《ＸＸ晚报》的茬。须知《南方都市报》也只是都市小报而已啊，它自己说自己要做中国最好的报纸，结果背上了人民群众过高的期望。

7. 为什么不应该放“南方系”的地图炮

目前就算是世界上最好的媒体，如《扭腰谈》《FT》这样的，尚且时有业务失范的问题，且不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媒体了。换句话说，其实我觉得CCTV也做得很不错，我很爱看，它至少比《人民日报》做得好多了，这是应该鼓励的。南方系呢，它不是什么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媒体，它努力地想做到最好。媒体背负了太多的道德期望，然而社会的利益不可能各方都能通过某个媒体来满足。媒体不是什么超然物外的事物，它说白了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参与者，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特权的一部分。你不能期望得太多，更不能是非不分，朝着最好的出头鸟开炮，到头来园子里剩下的只是乌鸦。

一句话就是：诛心之论不可有，就事论事而不要放地图炮。短短的一篇可能覆盖不了所有问题，也讲得不是很清楚，我也懒得为这个问题写太多写太细，纯属看不下去了说几句。借用一句现在评论医患关系的话来说：如果真的把这样一个尚有追求但问题不少的“南方系”给打倒了，青年人也对投身新闻业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比如像我这样的），10年之后满大街的《苹果日报》，你愿意看么？

地图炮小心放，懒人思维还是用在更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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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应该是“独立、自由”两个词。

小时候听父母的话，那是因为知道父母是在保护自己。后来有了少年心气，渐渐地不会对父母言听计从，有时会告诉他们，他们的想法是错的。毕业之后，有了自己的工作，就是从精神独立到经济独立了。

精神独立便是教育的意义之一，这教育也来自父母，更来自学校。当你学会寻找真理和用真理来衡量世界和做出选择，而不是被个人好恶左右的时候，精神便渐渐独立了。

有人说先有经济独立才有精神独立，这是不对的。且不说古代有经济不独立而精神独立的文人学者艺术家科学家，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精神独立才是经济独立的先决条件。只有一个人精神够独立，才有能力支配他独立的经济。

然后，才有资格谈自由。

所谓自由，就是自我负责。当你明白世界不是以你的个人好恶而运行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出你的选择，去满足你的一部分好恶，或者欲望了，这便是自由。

所谓自由，就是选择和改变的能力。每做出一个选择，它的收获是否是你在意的，它的代价是否是你能承受的。而你，是否是依然可以变得更好的人？

人犹如此，一群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也大体相似。

今天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不属于我们的节日，因为独立和自由，都谈不上。我相信只要新闻教育在，新闻和信息产业继续发展，社会向前进步，天天都是新闻自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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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没问题，无外乎是一个证明方法，这个自杀率按员工总数来算，是正常范围。

这里面还有几个问题：

1.富士康以前的自杀率怎么样？

2.富士康以外的珠三角地区工厂的自杀记录怎么样？

3.全国此类工厂的自杀记录怎么样？

4.对每一个富士康自杀员工的个案分析，自杀因素中和富士康工作相关的有多少？

可惜我好像看不到此类调查报告。

从直观上来讲，富士康似乎是有问题的，因为从影响上看，这太不正常。但是问题在于，这究竟是不是富士康特有的问题，是因富士康产生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富士康的问题，根本上还是中国工人做了全球化的牺牲品的问题。要说到自杀原因什么的，道理其实很简单：

如果一个工人能够因自己的劳动而安安心心地生活，免于对未来的恐惧，他有什么理由自杀？——除非他是精神病人。

再把这个范围扩大，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劳动而安安心心地生活，免于对未来的恐惧，那么我们都生活中富士康的工厂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自杀者。

所以，富士康的问题不仅仅是富士康自身的问题。况且在同类工厂中，它绝不是最差的。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这个事儿不好说太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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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众传媒惯用的陈述方式，是不带感情色彩的。按照新闻的客观性标准，这样的表达是符合业务规范的。

不过，这三言两语真是很难说清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人们会去进行第二次传播，会加入自己的评论，大众传媒也会利用评论版进行诠释和解读，读者的记忆也会和这些报道联系在一起。新闻事件是客观的，可是新闻的意义是主观的。所谓新闻的意义，也就是新闻对作为个体的人，或者一个社会群体的影响了。

这个关于新闻的意义的问题，存在着很大争议。因为无论是纳粹时代的把新闻作为宣传工具，还是党国体制下的新闻业，都是打着“新闻的意义”的招牌，对新闻进行严厉的管制。当人们无法跳出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群体，只能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考虑新闻的意义的问题的时候，讲新闻垄断为谋权工具的做法就自然而然发生。

所以，“新闻的意义”是琢磨不定的，带有很大的主观色彩的，很少有人再提新闻的意义，而是将新闻还原为事实本身的信息。就像科学家的探针，新闻存在的作用是让社会成员充分了解这个社会真实存在的方方面面，它是社会信息的载体。“有闻必报”就如同科学家在做实验时应该记录每一个值得记录的细节一样，对于称得上新闻的信息，都报道出来才能让社会成员了解到事实的存在。

基于这种认识，目前国内媒体遭遇的各种噤声就显得很离经叛道。具体表现为，对于政治“敏感”的话题，一律是通稿或者不报。然而，对于伦理敏感的话题，遭遇这种情况的并不多。

事实上阅读全国各地的都市报和观看都市电视台新闻节目，各种凶杀、自杀、情杀、恋爱纠纷、色情事件层出不穷。可见在伦理敏感的新闻上，管制要比政治敏感的事情少得多。按照中国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新闻关系到国家大局，伦理新闻只是涉及个别人的利益，所以后者就放开了。事实上这更反映出媒体“惹不起官，惹得起民”的现状，当然一般情况下也惹不起广告商。

如果你是被媒体报道的桃色事件的主人公，你肯定希望不被报道，你甚至有不应被报道的权力。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其权力是公众赋予的，它的一举一动都是公共权利的范畴，媒体对它的报道不能直接被政府拒绝。不过这个道理在中国不适用，情况恰恰相反。

中国的媒体不能真正报道监督政府，只能拿个人和小团体开涮以吸引眼球，悲夫，该挨骂，是命。否则媒体们也真是不知道该拿什么吸引眼球了，统统变成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显然也是不行的。

回到前面的话题来。5·12过去两年了，媒体已经认为它无法再吸引眼球了。不过确实，屠童案和富士康自杀案都能在现在比5·12纪念日更吸引眼球。但是这两个新闻也不是那么好报道的，屠童案接二连三地发生已经牵动了社会最痛的神经，相关部门下令媒体不得自主报道。而富士康今年的八起自杀案，更是由于其在深圳财大气粗、官商同盟和与社会民生利益千丝万缕的联系，本地媒体就是想炒也不敢。

江苏杀童案发生后，当时网上和传统媒体上都掀起了讨论，媒体该不该报道此类事件。认为不该报的从新闻伦理出发，认为这样的新闻会产生社会恐慌和引起别有用心者效仿；认为该报的则认为单纯的新闻报道不会引起此类事件频发，原因在于其它，媒体则应履行职责，而不是掩耳盗铃。不过讽刺的是，这些讨论大部分已经被删除。

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无可争辩是矛盾层出，极端危险。大量的无道理、不公正的存在已经破坏了可以维系人与人之间赖以互相信任的感情和理性。在这样的社会里，单纯谈新闻自由无异于纸上谈兵，未必见得一定能对这个社会起到好的作用，未必见得就不会引起危险。

就拿屠童案该不该报来说，这是一个很中国特色的问题。美国有没有发生过校园屠杀案？有，也举国震惊。但是他们的媒体可以报，而且并没有造成连锁反应，使其它凶手效仿。但是中国呢？江苏的一起报道了，不久陕西就又发生一起，这很难让人不把两者联系起来。这时候，媒体到底有没有罪，我想不言而喻，至少大部分人会认为媒体是有罪的。

不过，在这个事情上，媒体不是原罪，而是因为事到如今，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没有人是无罪的。

如果我们的媒体能够给那些有冤仇债或者心怀不满的人一个表达的空间——但是对不起，新闻审查制度之下很难有这样的空间。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给那些有冤仇债的人一个救助的渠道——但是也没有，司法如儿戏。如果一切的一切都是按照道理来，按照理想来，那么今天的新闻也许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一个有冤仇债的人平时无法在媒体上发声，然后大开杀戒后得到了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公众的联想，这无疑是一种奖励。鉴于社会上的冤仇债还有很多，效仿者也是防不胜防的。这是一种恐怖的开始。

但是媒体能不报吗？如果现在开始又不报，那么这是无声的恐怖。奖励没有了，但是记忆仍在，恐惧和仇恨都不会消失。

这一切的根源显然不在媒体。但是媒体已不能独善其身。作为这个畸形社会和非理性机器的一环，媒体已经被扭曲了，就无法再装作若无其事。

报也不是，不报亦不是。这已经是一种绝望的状态。

所以希望不在于大众传媒。大众传媒已经死了，它的邪恶本性已经在恶劣的环境下显现出来。

原因在于，我们的大众传媒是一种“伪大众传媒”，它的权力不是出自公权力，而是出自某组织的恩赐。

别忘了，我们还有人际传媒，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里，人与人的关系是在拉近而不是在疏远。今天发布的一份包含两年前的遇难学生的名字的音频作品就是这种救赎的代表，大众传媒承担不了这种伦理的义务，它们不会给这些孩子的亲人一辈子的慰藉，而人可以。

如果你不同意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人际传播时代，不同意人与人的关系在通过这一媒介拉近，我想你应该想想，这之前的文革时代和八十年代，人与人的关系真的很近么？

于是乎，救赎不在大众传媒。大众传媒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死了，它被噤声还是兀自发声，都跟肯德基到底是卖鸡腿汉堡还是豆浆油条一样，只跟你买不买有关。救赎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你说出写出的打出的每一个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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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忘不了翻着一本厚厚的招生指南，一手拿着铅笔填涂的志愿表机读卡，感觉像是在买彩票的时刻。这个赌注是基于你的分数和目标院校的，本钱就是分数，收益就是院校。没上线的自然就输了，上了线的还要再赌一次，那就是专业的问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高考报志愿时，几乎所有同学都是盲人骑瞎马，再加上调配院系的原因，来到新闻学院的同学在此之前对新闻学院是个啥地方其实毫无了解。

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新闻在国内属于热门专业，从本院招手的学生可以看得出，都是高考分数不低的。即使在平时的校园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新闻院的学生素质也是不低的，甚至说是学校里的中上水平。但是，让人感到尴尬的就是，新闻院究竟教给了我们什么了。

先教传播学，附带着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概论”；然后是中外新闻史、中国文学史等；接下来各种实务课程，新闻采访、写作、策划，摄影、摄像、新媒体……新闻院的课程常常被嘲讽为最不靠谱的课程，不用上课都能通过的课程。我们从中似乎学到了挺多的东西，能够让你引起的思考其实也蛮多的，但当你细细梳理你究竟学到了什么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是一盘散沙。它不像传统的学科那样，有个十分系统的骨干和枝叶。于是，三年四年下来，我们不禁要问，大学究竟给了我们什么东西。

找来找去，每一个在新闻学院学习过的学生，最终都能找到一个能够引起共鸣的词汇：“新闻专业主义”。听起来很神秘，说起来很霸气，解释起来很玄虚。然后还被教导要怀有“新闻理想”，从民国被暗杀被追杀被砍头的记者，讲到红军战地里的记者，再讲到当下的最具新闻专业主义激情和理想的媒体，告诉你出生入死与世俗博弈揭示真实是新闻人的最高荣耀。然后在课堂上，在讨论中，在阅读中，觉得记者这个行当是如此地充满光环。

这个光环正是“新闻专业主义”赋予的。在《成名的想象》这篇论文中，作者将其理解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济世情怀的延续，最终归于对“成名”这一职业荣耀的追求上。同时，也清楚地看到，党国体制是如何地瓦解掉这种构想与想象，最终使“新闻专业主义”以碎片化的形态时不时地出现。也许，现实中没有几个记者或者读者会对这样一个词语感到熟悉，更多的只是我们在新闻院的课上提提而已。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新闻作为一个专业，都彻底地碎片化了。其实，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新闻学院遍地开花，新闻专业学生估计比新闻从业人员还多。而新闻学作为一种学术，事实上也并不适合本科生来专门学习，首先是这个年轻的学科建设还没有完全成形，其次这个学科实在不是自成体系，更多的是需要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的交叉。作为一个在知识和思维层面上都还没有多少建树的本科新生，学习到的新闻学知识无疑只是空壳而已。

再回到新闻的职场上来，近年屡屡有报道新闻机构是如何不太待见所谓“科班出身”的求职者了。又有闻新闻这个行当的种种无奈与辛酸，又所见这个行业的畸形发展抑或作为一个行业的初级阶段乱象。对它的现实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小，对它未来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大。这叫人情何以堪。

不过作为一个新闻院的学生，我们大多数终逃不了与媒体这个行业的缘分。其实即使有“成名的想象”这样的情怀存在，那也不过是刚进校作为学弟或者学妹时的不经事，以后大多都打消了许多想象了。不过呢，想象没了，理想还是有的。所谓的理想，其实也算是对这个行业的未来的一种想象吧。不过这不是“成名的想象”，而是“立业的想象”了。

新闻专业主义，或者说新闻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并非仅仅记者自身建设得来。更重要的是媒介的生态环境，传播的生态环境。庆幸的是，新闻院毕业的学生至少有一点是很值得肯定的，他们都能理解媒体是个什么东西，宣传是个什么玩意儿；他们时刻保持怀疑的头脑，小心的求证，谨慎的语气；媒体“误导”不了他们，所谓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是安身立命之基础。不过，这没有什么用，记者再像个记者也没有用的，受众得知道记者是个什么东西，媒体是个什么东西。新闻要想成为一种专业，一种理性的存在，新闻的神话必须破灭。受众必须从宣传的特效迷药中解放出来。

其实，如果新闻学院的某些课程作为大学的全校必修课，作为培养一个公民媒介基本素养而存在，也许比它单独作为一个专业而存在而起到的对这个产业的建设性作用要大得多。不过，这几乎在中国，不可能实现。记者们的“成名的想象”破灭了，新闻专业主义成为咒语，其实罪魁祸首看起来就是记者与受众的隔离化以及新闻知识在大学里的专业极化，是个嵌套的死循环。

我希望今生能幸运地看到这个行业的转机。

写在专业大实习前夕，为期末作业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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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年前后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活版印刷机，当时正值文艺复兴运动遍及欧洲，封建王朝采取高压政策妄图扼杀出版自由。这两者的碰撞在欧洲引发了一场思想大地震。“由于印刷机的出现，因而产生了‘危险思想’的传播远远超过这种思想创始人的直接影响这一前景，于是问题尖锐了。”（引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委员会：《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技术的进步直接威胁到封建王朝的统治，本能的恐惧使各国统治者先后颁布种种法令，严厉压制出版物。这些禁令都不约而同地集中于新兴技术即印刷术上。所以，这场斗争是新思想与旧思想之战，是封建禁锢与出版自由之战，也是王权与新技术之战。

——《西方新闻事业概论（第三版）》，第1页，李良荣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即使是很平庸的一本教材，都能一语道出土啬的本质。

All This Has Happened Before, and It Will Happen Again. -- 《太空堡垒卡拉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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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取自《诗经》，和本次日食发生的时间无关）

去年日偏食的时候，通过查维基百科，很早就知道了今天的日全食。于是期盼了好久。不过呢，虽然准备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年，但是由于囊中羞涩以及路途遥远等诸多原因，我并没有增添什么观测设备，望远镜什么的就不说了，连巴德膜或者日食观测镜之类的都没有准备。而且我还把Sony H7卖掉换了个松下FX180，没有了长焦，只能用等效100mm的焦距。本文的Banner，就是FX180的“杰作”。

值得一提的是，本不被观测者看好的重庆，今天却是仅次于安徽的最佳观测地区。其它的一些长江沿线城市（包括成都），不是下雨、阴天就是云层挡住了太阳。成都的直播点选在了金沙遗址公园，这个创意好，地上一个太阳神鸟金轮，天上一个真正的黑窟窿太阳。可惜天公不作美，难道是这样的安排得罪了崇拜太阳的古蜀祖先？

家住小镇上的乡卫生院，医生们也纷纷出动，X光片、加强版防辐射眼镜（就是再叠加一个X光片），能用上的都用上了。

路过的农民伯伯问，你们在看什么呀？于是把X光片给他看。“这是因为这个片才让太阳变成这样吗？”“不是的，等会儿还要天黑。”“嗯……不相信，那恐怕不可能”“不骗你，不会有出入的，绝对天黑，像晚上一样，还可以看见星星。”“……”

然后农民伯伯就被后来的景象震惊了。为了不让农民伯伯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上产生问题，我还简短地解释了一下那个黑窟窿其实是月亮的影子……

电视机里CCTV10的哥们在喊：大哥！日冕都出来啦，北京在干嘛呀！……大哥，食既都过了，北京这干嘛呢……

回来打开电脑，接到朋友用另一个长焦的松下家用DC拍的食既照片。可惜呀，钻戒的那一瞬间把ISO调得太高了……于是我黑白处理了，高光溢出和噪点就掩盖了。

（食既）

（钻石环）

真正的贝里珠就因为器材条件有限，拍不到了。

其实啊，日食拍出来都差不多，能拍出点创意的不多。比如这次就有人拍到缺太阳底下飞过的飞机啊，飞过的大雁啊，还有和清真寺的月亮塔尖相映成趣的呀。但是我和我的朋友能拍出黑窟窿就不错了。

晚上看新闻联播：“日食是一种常见天象……今天，我国xxxx地区的群众目睹了这一罕见天象。”你看，在强大的日食面前，伟光正的新闻联播都语无伦次了！

现在起开始征集500年后愿意和我故地重游共赏日食的同学。联系电话：xxxxxxxxx。

太阳公公，您没事儿吧。

公元2009年7月22日，是以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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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北京已经通过了【国家机密】决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国家机密】。这比很多人预想的要快。以后大家【国家机密】的时候，就都要【国家机密】了。 ——不知道这样发言是不是还是触犯了《保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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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昨天下午到今天早上，一位iPhone Dev Team（破解组织）成员planetbeing在其Twitter上牢骚抱怨（地址），称quickpwn.com系抢注域名，已经通过提供他的破解软件下载获得了不菲的广告费用，而自己却连购买一个iPhone 3GS的闲钱也没有（地址）。为此，planetbeing要求收回域名，并组织一部分Dev Team成员发起了临时的接受捐款活动，以抗议quickpwn.com的敛财行为。

planetbeing解释说，这并非是要求大家捐款支持越狱软件的开发，因为越狱软件已经开发了，现在的捐款可以看作是一种谢礼（地址）。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部分网友的慷慨捐款，不过planetbeing还是不忘强调，这个捐款活动并非Dev Team的集体行为，而只是他们一部分人发起（地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收到了来自quickpwn.com的一笔1479美元的捐款，不过他们退款了，并且说明“你们真想帮助我们的话，最好还是归还我们的域名”（地址）。

planetbeing的Twitter帐号有4000多的跟随者，他们经常在Twitter上讨论一些有关iPhone破解的具体问题，以及进行破解动态的报道。看样子他是Dev Team的一个主要开发者，但是并非IT从业人员，其真实身份在互联网上尚未公开。QuickPWN是一款基于iPhone Dev Team成果的iPhone/iPod touch越狱软件，而quickpwn.com则与Dev Team没有直接的关系。可以看到，quickpwn.com主页上有大量Google Adsese广告。

本文截稿时quickpwn.com尚未对此事件作出回应。考虑到破解组织处于灰色的法律地位，双方求诸诉讼的可能性不大。总的来说，iPhone破解界还是较为和谐，主要破解人员竟然“清廉”到连一部iPhone 3GS都买不起，可见其破解的确是用于非营利用途。而即使产生了域名纠纷，破解组织成员也没有采取过激行为，而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抗议方式。

（今天考新闻写作，权当连连手吧，这大清早的头脑还不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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