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报社编辑部放映了周浩的《派出所》，这是一部2009年春运期间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派出所拍摄的纪录片。片中那些形形色色到派出所求助的人，看起来有一半都是文盲。然而其荒诞程度，则超出了很多人的日常经验。其中有个情节让我记忆犹新。
一个衣着干净的农民工模样的壮年男子背着一个鼓鼓的背包，提着一个黑色的口袋，从容不迫地走进派出所。他在饮水机旁边蹲了下来，从黑口袋里拿出两包方便面，放进一个塑料大碗里，泡起面来。
民警很好心地提醒他：“省着点吃，别路上不够吃了。”
——“一包吃不饱的，在救助站天天吃不饱的。”
“方便面是救助站给的？”
——“我这儿还有很多呢！”
“回家的车票给了吗？”
——“给了。”
“你在广州没有工作吗？”
——“有！一个月两三千呢！”
“那为什么还去救助站？”
——“我把钱都寄回家了，没钱买车票。”
男子一边淡定地吃着方便面，一边回答民警的问题。可是民警已经无法淡定了：“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一个月能赚两三千，还要去救助站要火车票。你这不是给国家增加负担吗？！”男子毫无愧疚地喃喃自语：“有钱当然是要寄回家了……一分不剩……”
民警不可以赶他走，而且他的行为也够不上违法犯罪，不可以抓起来。看到这里，在场的观众都大呼此人的强大，哭笑不得。
他买得起车票，可是他不用买。他已经摸熟了这个门道，每年快到春节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存款都寄回家，自己一分不剩。然后就可以去救助站，有吃有喝，还有免费的车票。“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这种耍小聪明，贪小便宜的行为，在注重体面的您看来应该是不齿的。十分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的精英们和未来的精英们，大概也从来不会想到要用这样的手段去救助站骗一张火车票。
这事儿往大处说，就是那位民警所说的“给国家增加负担”。换一种更明确的说法就是，你去占用了本不该给你的社会公共资源。试想，这位本有能力买的起车票的男子，从救助站领走了这些方便面和车票，那肯定意味着另外有一名没有能力买的起车票的人，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或者在救助站的支出方面，全社会共同加重了这一份负担。
未必每个自诩为精英或者未来的精英的人，能够真正证明自己和这位“聪明”的男子不是同一个境界。
从每一个逃票高手到每一个像这样的“免费车票高手”；从因贪污被双规的各级官员，到暂时坐稳了贪官的各级官员——用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在小说《追风筝的人》里的话，“各种各样的罪归结起来都是同一种罪，那就是偷盗。其它的罪都是它的变种。”或许也可以说，所有占用本不属于自己的公共资源行为，都是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大敌。
你可以说非法，或者不义占用社会公共资源的行为或许是以某种团体的形式进行着，作为个人你阻止不了。但如果你买的起这张火车票，恐怕是没有必要去救助站吧？如果你说你被人强制送进了救助站，不得不“同流合污”——好像孙志刚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吧，别被迫害妄想了。
愿那些耍小聪明、自恃有渠道有手段的“免费车票高手”，别把这趟驶往公民社会的列车给超载出轨。愿那些各种资助、优惠、扶持、酬劳，愿那些奖学金、助学金、各种名额，都可以落实给真正有资格得到它，需要它，理所应当得到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