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票和救助站

23 八 2010

前几天报社编辑部放映了周浩的《派出所》,这是一部2009年春运期间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派出所拍摄的纪录片。片中那些形形色色到派出所求助的人,看起来有一半都是文盲。然而其荒诞程度,则超出了很多人的日常经验。其中有个情节让我记忆犹新。

一个衣着干净的农民工模样的壮年男子背着一个鼓鼓的背包,提着一个黑色的口袋,从容不迫地走进派出所。他在饮水机旁边蹲了下来,从黑口袋里拿出两包方便面,放进一个塑料大碗里,泡起面来。

民警很好心地提醒他:“省着点吃,别路上不够吃了。”
——“一包吃不饱的,在救助站天天吃不饱的。”

“方便面是救助站给的?”
——“我这儿还有很多呢!”

“回家的车票给了吗?”
——“给了。”

“你在广州没有工作吗?”
——“有!一个月两三千呢!”

“那为什么还去救助站?”
——“我把钱都寄回家了,没钱买车票。”

男子一边淡定地吃着方便面,一边回答民警的问题。可是民警已经无法淡定了:“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一个月能赚两三千,还要去救助站要火车票。你这不是给国家增加负担吗?!”男子毫无愧疚地喃喃自语:“有钱当然是要寄回家了……一分不剩……”

民警不可以赶他走,而且他的行为也够不上违法犯罪,不可以抓起来。看到这里,在场的观众都大呼此人的强大,哭笑不得。

他买得起车票,可是他不用买。他已经摸熟了这个门道,每年快到春节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存款都寄回家,自己一分不剩。然后就可以去救助站,有吃有喝,还有免费的车票。“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这种耍小聪明,贪小便宜的行为,在注重体面的您看来应该是不齿的。十分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的精英们和未来的精英们,大概也从来不会想到要用这样的手段去救助站骗一张火车票。

这事儿往大处说,就是那位民警所说的“给国家增加负担”。换一种更明确的说法就是,你去占用了本不该给你的社会公共资源。试想,这位本有能力买的起车票的男子,从救助站领走了这些方便面和车票,那肯定意味着另外有一名没有能力买的起车票的人,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或者在救助站的支出方面,全社会共同加重了这一份负担。

未必每个自诩为精英或者未来的精英的人,能够真正证明自己和这位“聪明”的男子不是同一个境界。

从每一个逃票高手到每一个像这样的“免费车票高手”;从因贪污被双规的各级官员,到暂时坐稳了贪官的各级官员——用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在小说《追风筝的人》里的话,“各种各样的罪归结起来都是同一种罪,那就是偷盗。其它的罪都是它的变种。”或许也可以说,所有占用本不属于自己的公共资源行为,都是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大敌。

你可以说非法,或者不义占用社会公共资源的行为或许是以某种团体的形式进行着,作为个人你阻止不了。但如果你买的起这张火车票,恐怕是没有必要去救助站吧?如果你说你被人强制送进了救助站,不得不“同流合污”——好像孙志刚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吧,别被迫害妄想了。

愿那些耍小聪明、自恃有渠道有手段的“免费车票高手”,别把这趟驶往公民社会的列车给超载出轨。愿那些各种资助、优惠、扶持、酬劳,愿那些奖学金、助学金、各种名额,都可以落实给真正有资格得到它,需要它,理所应当得到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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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有些“神仙”火了,不免让人联想到十几二十年前“气功”和“xx功”等流行的时候。“xx功”成为政治事故后被强力平息,让“邪教”这个本来陌生的词语变成常用词,“科普”被赋予了政治使命。然而历史就像时尚潮流一般循环往复,1999世界末日的预言还恍如在昨天,2012的末日大片让“末日”再一次被解构,无论是戏谑还是真的有人相信。“神仙”们的再次出现实在是正是时候。

我们的中学政治课本里讲,宗教、迷信和邪教是不同的,一个比一个坏,宗教还情有可原,后两个就死有余辜了。我们有三自爱国会,佛教也“爱国爱教”,道教更是“和谐”为本。于是宗教安全了,宗教工作者都是公务员编制。

农村里也少不了土神土庙,管它是观音、孔夫子、佛祖还是太上老君,一概用泥土和石头雕成人形往篷房一方,香火不断。求发财的,求平安的,求考大学的,求康复的,求子的……你尽可管它叫迷信,但是没有人会来查封。从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把它当宗教处理吧。

我不信神仙不信妖魔鬼怪已经很多年,不过遇到正儿八经的庙宇也会必须拜一拜烧柱香什么的。要给钱?也可以,几角几块都叫功德,不会拿不出。这些庙宇修建得很肃穆,走进去你就想拜想上香,所以这样做了心里才踏实。有时候头脑空空,拜了就拜了,竟忘了许个愿。

后来上过一学期的佛学入门课,讲禅宗思想史的。倒也一半认真一半打酱油地饶有兴趣地上完了。最后说再见的时候,老师说了一句话:为什么会有宗教?即使在科学完美地证明它是人类最有效的认识世界的手段之后,为什么宗教仍然大行其道?当我们被告知,人类的和宇宙的存在都是有限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自然就有一种对“无限”的渴望。也就是这门课以后,我买了本佛经,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开始,有事无事地翻一翻。

《星球大战》的影迷也有自己的“宗教”,他们信仰“原力”,幻想自己是绝地武士该多好,有人甚至煞有介事地在自己的“宗教信仰”一栏填写“绝地教”。这样的宗教即便是像方舟子一样严肃的职业科普和打假人,也不会去批判什么。这样的“宗教”或多或少有些戏谑的意味,反而是一种对宗教的解构。另一个比较有名的宗教就是无厘头得可爱的“飞天面条大神教”了,他们说是一团意大利面条创造了万物。

恶搞归恶搞,理科生和科学家会严肃地去论证上帝或者其他神仙、神功存在或者不存在,你不讲道理就跟你急。文科生和道士们会用“博大精深”“奥秘万千”等词语告诉你“一切皆有可能”,科学在他们眼里看来还不是只有丁点大小。撇开精英们的唇枪舌剑,一边是被科学与神功同时唬住的不明真相群众,另一边是雇人帮忙数钱的土教主。谁认真了谁白着急,无赖的那位满载而归。

科学家的逻辑简单而完美,1+1如果等于2那凭什么1+1+1不等于3?世界可以完美地用数学来解释,神仙从什么地方冒出来非要插一脚?从这个角度说,科学家最有道理。

有人会在这种论调抛出的时候急:信教的科学家一把一把!好吧,科学家也是人,他在思考上帝怎样的时候,他不是在干科学工作。况且,不信教的科学家更是一把又一把呢。你看,科学家也是人,既然人无完人,科学家也无完全的科学家,对于宗教,你干嘛这么较真呢?

很难想象在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也会完全不加怀疑地相信某个具体的神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一个人对宗教的兴趣,甚至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宗教了解得越深刻,就越不容易做出以宗教之名的愚蠢事情来。

英国的修女凯伦·阿姆斯特朗博士写了一本书叫《神的历史》,她告诉人们神是人的想象力创造的,这个人创造的神创造了现在的人。美国的科学家与作家卡尔·萨根毕生与公众的迷信做斗争,他写道:“科学有许多限制,它并非完美,但它是目前为止人类实实在在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和那些把神功天天挂在嘴边,说一堆神神叨叨的话的“神仙”们比起来,真正的宗教学者和科学家,其实是没有什么根本冲突的。

科学家和宗教学者的最大冲突,可能至多就是科学家认为把那么多精力投入到研究宗教中,不如投入到科学研究中来划算而已。不过人类社会毕竟不是科技实验室,所以通过研究神来认识人类自己,是文科生认识人类社会的一条道路罢了。那些骗子也罢,教主也罢,活神仙也罢,住持也罢,他们终究只是生意人而已,至多是个公务员,不要把他们扯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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噤声和发声

12 五 2010

今天有几件事情

*5·12汶川大地震纪念日
*陕西发生一起幼儿园屠童事件
*富士康今年发生第八起员工跳楼自杀案,五台山高僧应邀做法

这种大众传媒惯用的陈述方式,是不带感情色彩的。按照新闻的客观性标准,这样的表达是符合业务规范的。

不过,这三言两语真是很难说清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人们会去进行第二次传播,会加入自己的评论,大众传媒也会利用评论版进行诠释和解读,读者的记忆也会和这些报道联系在一起。新闻事件是客观的,可是新闻的意义是主观的。所谓新闻的意义,也就是新闻对作为个体的人,或者一个社会群体的影响了。

这个关于新闻的意义的问题,存在着很大争议。因为无论是纳粹时代的把新闻作为宣传工具,还是党国体制下的新闻业,都是打着“新闻的意义”的招牌,对新闻进行严厉的管制。当人们无法跳出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群体,只能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考虑新闻的意义的问题的时候,讲新闻垄断为谋权工具的做法就自然而然发生。

所以,“新闻的意义”是琢磨不定的,带有很大的主观色彩的,很少有人再提新闻的意义,而是将新闻还原为事实本身的信息。就像科学家的探针,新闻存在的作用是让社会成员充分了解这个社会真实存在的方方面面,它是社会信息的载体。“有闻必报”就如同科学家在做实验时应该记录每一个值得记录的细节一样,对于称得上新闻的信息,都报道出来才能让社会成员了解到事实的存在。

基于这种认识,目前国内媒体遭遇的各种噤声就显得很离经叛道。具体表现为,对于政治“敏感”的话题,一律是通稿或者不报。然而,对于伦理敏感的话题,遭遇这种情况的并不多。

事实上阅读全国各地的都市报和观看都市电视台新闻节目,各种凶杀、自杀、情杀、恋爱纠纷、色情事件层出不穷。可见在伦理敏感的新闻上,管制要比政治敏感的事情少得多。按照中国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新闻关系到国家大局,伦理新闻只是涉及个别人的利益,所以后者就放开了。事实上这更反映出媒体“惹不起官,惹得起民”的现状,当然一般情况下也惹不起广告商。

如果你是被媒体报道的桃色事件的主人公,你肯定希望不被报道,你甚至有不应被报道的权力。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其权力是公众赋予的,它的一举一动都是公共权利的范畴,媒体对它的报道不能直接被政府拒绝。不过这个道理在中国不适用,情况恰恰相反。

中国的媒体不能真正报道监督政府,只能拿个人和小团体开涮以吸引眼球,悲夫,该挨骂,是命。否则媒体们也真是不知道该拿什么吸引眼球了,统统变成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显然也是不行的。

回到前面的话题来。5·12过去两年了,媒体已经认为它无法再吸引眼球了。不过确实,屠童案和富士康自杀案都能在现在比5·12纪念日更吸引眼球。但是这两个新闻也不是那么好报道的,屠童案接二连三地发生已经牵动了社会最痛的神经,相关部门下令媒体不得自主报道。而富士康今年的八起自杀案,更是由于其在深圳财大气粗、官商同盟和与社会民生利益千丝万缕的联系,本地媒体就是想炒也不敢。

江苏杀童案发生后,当时网上和传统媒体上都掀起了讨论,媒体该不该报道此类事件。认为不该报的从新闻伦理出发,认为这样的新闻会产生社会恐慌和引起别有用心者效仿;认为该报的则认为单纯的新闻报道不会引起此类事件频发,原因在于其它,媒体则应履行职责,而不是掩耳盗铃。不过讽刺的是,这些讨论大部分已经被删除。

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无可争辩是矛盾层出,极端危险。大量的无道理、不公正的存在已经破坏了可以维系人与人之间赖以互相信任的感情和理性。在这样的社会里,单纯谈新闻自由无异于纸上谈兵,未必见得一定能对这个社会起到好的作用,未必见得就不会引起危险。

就拿屠童案该不该报来说,这是一个很中国特色的问题。美国有没有发生过校园屠杀案?有,也举国震惊。但是他们的媒体可以报,而且并没有造成连锁反应,使其它凶手效仿。但是中国呢?江苏的一起报道了,不久陕西就又发生一起,这很难让人不把两者联系起来。这时候,媒体到底有没有罪,我想不言而喻,至少大部分人会认为媒体是有罪的。

不过,在这个事情上,媒体不是原罪,而是因为事到如今,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没有人是无罪的。

如果我们的媒体能够给那些有冤仇债或者心怀不满的人一个表达的空间——但是对不起,新闻审查制度之下很难有这样的空间。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给那些有冤仇债的人一个救助的渠道——但是也没有,司法如儿戏。如果一切的一切都是按照道理来,按照理想来,那么今天的新闻也许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一个有冤仇债的人平时无法在媒体上发声,然后大开杀戒后得到了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公众的联想,这无疑是一种奖励。鉴于社会上的冤仇债还有很多,效仿者也是防不胜防的。这是一种恐怖的开始。

但是媒体能不报吗?如果现在开始又不报,那么这是无声的恐怖。奖励没有了,但是记忆仍在,恐惧和仇恨都不会消失。

这一切的根源显然不在媒体。但是媒体已不能独善其身。作为这个畸形社会和非理性机器的一环,媒体已经被扭曲了,就无法再装作若无其事。

报也不是,不报亦不是。这已经是一种绝望的状态。

所以希望不在于大众传媒。大众传媒已经死了,它的邪恶本性已经在恶劣的环境下显现出来。

原因在于,我们的大众传媒是一种“伪大众传媒”,它的权力不是出自公权力,而是出自某组织的恩赐。

别忘了,我们还有人际传媒,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里,人与人的关系是在拉近而不是在疏远。今天发布的一份包含两年前的遇难学生的名字的音频作品就是这种救赎的代表,大众传媒承担不了这种伦理的义务,它们不会给这些孩子的亲人一辈子的慰藉,而人可以。

如果你不同意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人际传播时代,不同意人与人的关系在通过这一媒介拉近,我想你应该想想,这之前的文革时代和八十年代,人与人的关系真的很近么?

于是乎,救赎不在大众传媒。大众传媒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死了,它被噤声还是兀自发声,都跟肯德基到底是卖鸡腿汉堡还是豆浆油条一样,只跟你买不买有关。救赎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你说出写出的打出的每一个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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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和理想

17 一 2010

读了陸曄、潘忠黨发表在台湾《新闻学研究》上的一篇经典旧文《成名的想象: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在这个即将奔赴学院安排的专业大实习之际,作为一个新闻院的学生实在是有太多话想说。

我永远忘不了翻着一本厚厚的招生指南,一手拿着铅笔填涂的志愿表机读卡,感觉像是在买彩票的时刻。这个赌注是基于你的分数和目标院校的,本钱就是分数,收益就是院校。没上线的自然就输了,上了线的还要再赌一次,那就是专业的问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高考报志愿时,几乎所有同学都是盲人骑瞎马,再加上调配院系的原因,来到新闻学院的同学在此之前对新闻学院是个啥地方其实毫无了解。

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新闻在国内属于热门专业,从本院招手的学生可以看得出,都是高考分数不低的。即使在平时的校园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新闻院的学生素质也是不低的,甚至说是学校里的中上水平。但是,让人感到尴尬的就是,新闻院究竟教给了我们什么了。

先教传播学,附带着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概论”;然后是中外新闻史、中国文学史等;接下来各种实务课程,新闻采访、写作、策划,摄影、摄像、新媒体……新闻院的课程常常被嘲讽为最不靠谱的课程,不用上课都能通过的课程。我们从中似乎学到了挺多的东西,能够让你引起的思考其实也蛮多的,但当你细细梳理你究竟学到了什么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是一盘散沙。它不像传统的学科那样,有个十分系统的骨干和枝叶。于是,三年四年下来,我们不禁要问,大学究竟给了我们什么东西。

找来找去,每一个在新闻学院学习过的学生,最终都能找到一个能够引起共鸣的词汇:“新闻专业主义”。听起来很神秘,说起来很霸气,解释起来很玄虚。然后还被教导要怀有“新闻理想”,从民国被暗杀被追杀被砍头的记者,讲到红军战地里的记者,再讲到当下的最具新闻专业主义激情和理想的媒体,告诉你出生入死与世俗博弈揭示真实是新闻人的最高荣耀。然后在课堂上,在讨论中,在阅读中,觉得记者这个行当是如此地充满光环。

这个光环正是“新闻专业主义”赋予的。在《成名的想象》这篇论文中,作者将其理解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济世情怀的延续,最终归于对“成名”这一职业荣耀的追求上。同时,也清楚地看到,党国体制是如何地瓦解掉这种构想与想象,最终使“新闻专业主义”以碎片化的形态时不时地出现。也许,现实中没有几个记者或者读者会对这样一个词语感到熟悉,更多的只是我们在新闻院的课上提提而已。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新闻作为一个专业,都彻底地碎片化了。其实,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新闻学院遍地开花,新闻专业学生估计比新闻从业人员还多。而新闻学作为一种学术,事实上也并不适合本科生来专门学习,首先是这个年轻的学科建设还没有完全成形,其次这个学科实在不是自成体系,更多的是需要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的交叉。作为一个在知识和思维层面上都还没有多少建树的本科新生,学习到的新闻学知识无疑只是空壳而已。

再回到新闻的职场上来,近年屡屡有报道新闻机构是如何不太待见所谓“科班出身”的求职者了。又有闻新闻这个行当的种种无奈与辛酸,又所见这个行业的畸形发展抑或作为一个行业的初级阶段乱象。对它的现实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小,对它未来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大。这叫人情何以堪。

不过作为一个新闻院的学生,我们大多数终逃不了与媒体这个行业的缘分。其实即使有“成名的想象”这样的情怀存在,那也不过是刚进校作为学弟或者学妹时的不经事,以后大多都打消了许多想象了。不过呢,想象没了,理想还是有的。所谓的理想,其实也算是对这个行业的未来的一种想象吧。不过这不是“成名的想象”,而是“立业的想象”了。

新闻专业主义,或者说新闻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并非仅仅记者自身建设得来。更重要的是媒介的生态环境,传播的生态环境。庆幸的是,新闻院毕业的学生至少有一点是很值得肯定的,他们都能理解媒体是个什么东西,宣传是个什么玩意儿;他们时刻保持怀疑的头脑,小心的求证,谨慎的语气;媒体“误导”不了他们,所谓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是安身立命之基础。不过,这没有什么用,记者再像个记者也没有用的,受众得知道记者是个什么东西,媒体是个什么东西。新闻要想成为一种专业,一种理性的存在,新闻的神话必须破灭。受众必须从宣传的特效迷药中解放出来。

其实,如果新闻学院的某些课程作为大学的全校必修课,作为培养一个公民媒介基本素养而存在,也许比它单独作为一个专业而存在而起到的对这个产业的建设性作用要大得多。不过,这几乎在中国,不可能实现。记者们的“成名的想象”破灭了,新闻专业主义成为咒语,其实罪魁祸首看起来就是记者与受众的隔离化以及新闻知识在大学里的专业极化,是个嵌套的死循环。

我希望今生能幸运地看到这个行业的转机。

写在专业大实习前夕,为期末作业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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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正面地讨论宗教)

人神之辩

据说,在希腊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中,刻着这样一句话:“认识你自己”(Γνώθι σεαυτόν, Know thyself)。这句话虽然看起来和禅宗佛教所讲的“见性成佛”(“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就可以成佛。)字面上看起来非常接近,但是说的却是几乎相反的意思。西方所谓“认识你自己”,其实是要你认识到作为一个凡人和诸神(到了基督教时代自然就是唯一神了)的差距,认识到人自身的局限。而佛家所言“见性成佛”,则直接肯定了人人皆有佛性,人和佛在本性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宗教是我所难以理解的东西,就像到现在为止音乐还依然让我难以理解一样。我可以大致明白各种宗教所讲的教义,作为一个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我可以没有顾忌地和很多和我一样的无宗教信仰的人士聊聊各种宗教在我们心中的褒贬。我也会对宗教的意象或者故事感兴趣,见到庙宇我会进去参观叩拜,见了修行者我会有所崇敬……但是,就像欣赏音乐一样,我可以感受到它的力量,它的优美,它的神秘,它继承自远古的人类情感——但是我无法将音乐分析个所以然,我也无法用我所了解的常识和理论来给宗教的存在一个自圆其说的说法。

神秘体验

很难说人类的初始意识中到底是有神还是无神。在我以前的理解里,有神似乎比较当然,而无神则要更难理解。从我记事起,我的记忆中就是有神的。到后来,在接触到更多的事实和书籍后,我渐渐接受了无神的观念。人类从有神的当然合理,到近现代无神论的兴起,似乎也在说明从有神到无神是一种思想趋势。但是谁又能说在有神论之前有没有一个原始无神论的阶段呢?反正我不能想象能说会唱的原始居民心中竟然没有神的存在。

儿时我最怕黑暗,晚上来了,走在路上,待在屋里,黑洞洞的一切都在教我喊“我怕”。妈妈说:“你怕啥子?”,爸爸说:“男孩子不要怕!”。我究竟在怕什么呢?我怕鬼,认识鬼这个概念,也许是从小时候听妈妈讲狼外婆的故事中悟出来的,理解到世界上有一种和人相通却又不相同的存在,它们可能害人;也许是从电视里的《西游记》里悟出来的,你看那白骨精,能够用人骨建造自己的巢穴,还一样富丽堂皇。妈妈说:“世界上没有鬼。”,爸爸说:“鬼专门害胆小的人。”

我怕鬼,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神和鬼有多大不同,大约好的鬼就是神吧。我想,那个哭着闹着要开灯睡觉的阶段,或者老是蒙头睡觉的阶段,我一定是有宗教里所说的“神秘体验”了。但是我体验到的不是神的光辉,而是鬼的邪性。

那时候的我想不明白一件事情,我不确定自己眼睛看到的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或者说真实的存在我究竟能不能用眼睛看到。对于耳听也是一样的困惑。现在想起来,我都有些暗暗吃惊,那时候才几岁啊,我竟然在思索这么纠结的哲学问题。不过缘由可不是那么深刻,我想的只是:我眼前的家具,它到底是家具呢,还是像白骨精一样用人骨堆起来的幻影?当我睁开眼睛看它的时候,它是家具,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又怎么可以确定它还是家具,而不会变成邪恶的东西?当屋里的灯熄灭,一片漆黑的时候,我的神啊,我怎么知道这满屋的物品,不会露出它们也许是本来的面目,不会成为一堆堆人骨或者其它什么可怕的东西?

现在想来,我小时候或许是因为微弱的缺铁性贫血,经常感到头有点缺氧。在这种微微的恍惚状态中,我可能就怀疑起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来。许多年后,当我读到《庄子》的梦蝶之辩,读到王羲之《兰亭集序》末尾的时空交织之感,我就回忆起儿时那一段时期里的那种飘飘然的体验。再后来,我读到《时间简史》,认识到比四维宇宙更高维度的概念,了解到平行宇宙在理论上的可能性,那种体验又飘飘然而来:我们这个四维宇宙里的每一个无序的存在,在另一个四维宇宙里,或者更高维度的宇宙里,或许有着重大的意义;而我们作为这个四维宇宙里最有序的存在,在另一个维度中,或许只是没有什么信息含量的噪声(noise)。

世间有些“体验”,也就是许多人都有的共通的感觉经历,的确具有普遍性。我们就像开头说的“认识你自己”和“见性成佛”的关系一样,我们的宗教也好,科学也好,见解各不相同,方法也各有一套,但都有同样的目标,就是解释我们这些共同的“体验”。在阅读《神的历史》一书的时候,作者屡屡提及“宗教体验”这一概念,我当时在想,我好像没有什么此类体验,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其实是有的(上文中的“所见非真实”的体验)。

佛曰有缘

直到这学期,我才能够有契机好好地梳理一下我对宗教的一点体悟。其原因也是比较戏剧性的,本来要去蹭另外一门选修课,却不慎走错了地方,来到了《中国禅宗思想史》的课堂上。说实话,本来对此没什么兴趣的,但我当时立刻想到了佛教常说的“缘分”,既然和这个课有点缘,那就随缘吧。

其实禅宗最不能算作宗教了,勉强可以说它是佛教的一个宗派。但是禅宗探讨的不是神,而是人的心性,或者说人的心性中的神性,即人的心性中最完美的那种潜质。按照老师的说法,禅宗本质上是无神的(既然无神也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了),其实是用佛教建立的世界设定来进行庄老思想的演绎。庄老的那一套东西,可以脱离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世界认识,而把西来的佛教对世界的解构元素进行依然有效的解释,难怪有一种说法说,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只有老子和庄子的那一套东西,可以和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并列,被称作“古代哲学”。一个“缘”字,肯定了因果关系的必然,以及宇宙的有序,和庄老的“道”正好呼应。

佛说,实相非相,是名实相。我们见到的听到的,只是一种“存在”的表现形式,并不代表“存在”本身,它不过是一种“存在”在我们认识上的投影而已。比如一个苹果,我们叫它苹果,并不是说我们看到的就是苹果——你看到的不是苹果,只是苹果的幻相。你即使把它吃下去,你吃的也不是苹果本身,而不过是尝到了它的味道,感觉到了它的口感,你的身体与它的发生了化学和生物的反应……总之,你离认识到苹果真实的存在于你面前,还差得太远太远。

佛说,识得本心便能成佛。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无不受我们自身的模式所局限。太阳的光谱远比我们眼睛所能感受的范围多,我们的耳朵只能识别声波很窄的一个频带,我们的大脑的思维模式无不受我们从小形成的语言和文化的局限……然而所谓本心,也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认识能力,不也是宇宙规律的一部分吗?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文人,都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人类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或者说人类究竟有没有一个使命、宿命或者可以预见的命运?在佛看来是有的,而且这个佛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寓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原始的“本心”,只是,或许我们已经把它遗忘了好久。如果宇宙是一种递归,终极真理是一种可以自解释的东西,那么见性成佛则可以理解为,人类心智对于人类心智自身的解释方法。佛教很乐观,认为这是可以的。

不过任何一种宗教都逃离不了世俗化的命运,即使是最不像宗教的禅宗也是如此。禅宗因为其特有的中国特色而深受历代的士大夫的偏爱,难免又因此而卷入读书人和政客的宗派门第之争,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变得面目可憎俗不可耐。

理想主义

一种宗教思想的原始创想者都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这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坚信世界上存在终极的、绝对的真理,世界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完美和谐的。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心智来解释自己,解释世界,启迪他人。无论是“认识你自己”还是“见性成佛”,足以可见人类这种生物在自省这一方面的觉悟能力。虽然这种理想主义到后来未必修成正果,反而成为祸端,无论是基督教的政治化势力还是佛教的政治化势力,它们在人类史上可以说都有永远也抹不去的污迹。但是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它们,人类现在可以是个什么样子。

人类这种生物和其它生物的最大区别,马克思说是自觉的劳动,但是它并没有解释这种自觉从何而来。我想,人类的特质,其本质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性格。没有一种动物像人那样对“真理”那么较真,像人那样对数学、逻辑和精确如此着迷,没有一种动物像人那样热衷于预言未来。

或许我还是会像往常一样做一个无神论者,没有固定的、坚定的宗教信仰。在我的意识里,无神论者需要最强大的内心,因为有神是不需要证明的,而无神则是随时需要接受挑战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相信人这种生物,值得在这个宇宙中继续存在下去。答案在哪里?或许可以通过持续的自省得来。

在昨天,我国的某位在惯常的P坐标上看来颇受争议的人物在北京受审,当时我正好在看《基督的最后诱惑》。这个故事出自1950年代的希腊作家之手,将耶稣和犹大的关系作了更为凡人化的处理,把耶稣描述成一个同样受到各种凡人的基本诱惑、对痛苦有着基本的恐惧、也会后悔也会背叛、充满争议的形象;同时又把犹大描述成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耶稣的知心朋友,愿意了却耶稣的心愿背千古骂名。令人惊奇的是,1980年代出土的基督教旁门死海古卷《犹大福音》的记载和这位作家的见解如出一辙。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耶稣也是凡人,我对这个故事感到非常认同。基督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超凡脱俗,而在于他愿意在凡俗中缔造理想主义的天国。他也许是个坏人,比一些人要坏,他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人,但是他值得敬仰,他比你更懂得自省,更了解痛苦本身。

自省的力量

佛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这个物质的年代,科学昌明的时代,理想主义被最大限度地压缩,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但是这又能代表什么呢?我们可以说,相比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了,这不假。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这是有代价的,社会的高水平运行必然是运行成本的提高,我们比父辈要累得多。现代人比古人物质生活好,但是我们也要比古人累得多。再过几百年,说不定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就要到来,为了追求物质产出的最大化,人类成为社会的一个生产单位,劳动是唯一“需要”,因为你必须马不停蹄地维持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的运转。但是这对于你作为一个人的快乐又有多少意义呢?你首先是一个人,是故“色即是空”。然而你作为一个人,其理想又必然是和人类的一切有关的东西,你逃不了物化的思考,你没有可以脱离人类身份而存在的精神(也就是绝对的神性),你逃不了色,是故“空即是色”。

围着篝火跳舞的原始人幸福吗?他们比我们幸福,至少不用担心卖不起房,不用从远方赶来开一个哥本哈根会议。但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原始人从围着篝火跳舞的那一刻起,他们感到了快乐,感到了幸福,却永远被一种不安全感笼罩着。他们会怀疑头顶满天的星斗真实的身份是什么,他们会怀疑人类为何有比其它动物更复杂的智慧,他们会怀疑神到底存不存在……亦如我们时不时怀疑人生的意义一样。然后不可避免地走上寻求真实、建构理想之真实的道路,直到有一天现实让理想破败不堪,然后在载着人类拓荒者的太空船的轰鸣声中,宣布地球为理想主义之墓地,再带着理想主义的种子流浪太空。

再过了许多年,人们应该还会继续追问那个问题“认识你自己”“见性成佛”。或许永远没有答案,或许问题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自省本身远比答案重要,自省就意味着安全感。

于平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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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南开系列学校的传统校庆日了,也就是张伯苓1904年10月17日创建天津南开中学的日子。看起来南开系列学校都比较重视校史教育,一是南开确有校史可说,二是南开之精神渐渐流失而仅残留在校史的记忆中。世事变迁,南开学子也一代代长大,更早的世代早已垂垂老矣;年轻者迷茫,衰老者无力,而中国教育的未来始终在迷雾之中。这并非张先生所愿意看到的,而随着历史的越来越久远,我们也更加无法看清一个真实的张伯苓。

第一次认识张伯苓,是从重庆南开中学爬满爬山虎的行政楼门前的张校长塑像开始的。后来恰逢南开系列学校100年纪念,专题片、回忆录看了一些,张老校长的形象渐渐在脑海中定型。这个北洋海军军人、北方硬汉,被看做爱国图强的有志青年的典范;壮年之时,又去哥伦比亚大学成为教育学的学生,以身作则实践“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理想。不过,这其中最有意思的,恐怕要数张伯苓拒任考试院院长的故事,以及他与蒋介石交好的故事了。

张伯苓与蒋介石的交好,最出名的要数日寇来袭时蒋介石说:“只要中华民国不亡,南开就不会亡!”(意为民国政府将为南开做强大支持),而张伯苓则答曰:“只要南开不亡,中华民国也就不会亡!”的段子了。但是,同时我们又知道,张伯苓事实上比较注重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刻意要把南开中学(特别是重庆南开)保持为私立学校,不太让官家资本介入,而更愿意寻求民间资助(例如自贡盐商资助的蜀光中学)。这里面的奥妙,似乎有得可说。

至于张校长拒任考试院院长,此事我曾与父亲讨论。父亲说:“其实这也并不能说明张伯苓就不食人间烟火,他恐怕只是看到国民党的颓势,恐怕共产党夺权后的算账吧。”不过,张伯苓在杜建时、陈布雷等人再三劝说下,又勉强接任了这个职务。这倒成为了一个佳话:那样的年月,还有人公然拒绝做官。张伯苓清高的形象,在此事件上确立无疑。不过我父亲的那个观点,确实也代表了许多人心中的阴谋论。

今天翻看维基百科的条目,张伯苓一条又有新内容。有人摘录了他的许多语录,这又让我从更直观的角度看到了一个和往常不太一样的张伯苓。例如:

论教育
# 教育兴青年立,必能将社会渐渐改良。——《三育并进而不偏废》
# 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办学校须有宗旨》
# 教育不只是叫学生读书,课外的修养更重要,只是有“能”,算不了什么,必须为“公”
# 我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生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
# 文学系当然要读文学,但学生毕业到社会上应具备就业能力,不能饿着肚子作诗啊!
论爱国与救国
# 要想造新民国,不可仿造,当想造,创造。——《访美感想》
论国民性
# 须知团结是超主义的。——《团结与民族存亡》
# 中国人还有一种特征。小孩大人一样,总不愿别人好。大家在一块谈,谈到别人的坏处,大家精神百倍;说人好处,就不高兴了,好像不愿中国人有好人,这就是亡国的根源
论处世
# 社会腐败当改革之,公众利益当提倡之。——《三育并进而不偏废》
论世界与民族
# 文化合作,民间友谊的交流,我认为比外交政治还要重要。——《答上海新闻报记者的谈话》
临终遗言
“拥护自由,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誓死抵制专制极权。” —— 于天津,1951年

这些话今天听来仍然犹如警钟在耳。

众所周知,张校长的晚年时凄凉的。1949年台海分离之时,蒋介石曾邀请张伯苓到台湾去继续发展他的教育事业,然而或许是张校长年事已高不想再折腾,或者是对这个拥有他的学生周恩来的新政权抱有希望,他还是选择留在了大陆。但是,等待他的确是他的办学成果被全盘“接收”,行政权利的完全架空,甚至有师生咒骂;由于他与国民党官员的密切来往以及前考试院院长的身份,他成为了新政权下的“不可接触之人”,以至于待到凄凉去世之时,堂堂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没有一个学生来为他送行。至于南开学校以后又如何堕落,文革中又发生了哪些人间惨剧(特别是重庆南开),这是后话,张校长死得早,竟也可以算作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讽刺的是,就在张校长逝世的时候,远在台湾的败寇、独裁者蒋介石,却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蒋介石亲手写下:“守正不阿,多士所宗-伯苓先生千古”挽之。张校长九泉之下若有知,是不是也会后悔没有去海峡对岸,是不是也会对蒋的念念不忘感动。同样是中国人,怎样对待一个中国近代以来最(没有之一)杰出的教育家,怎样看待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大概可以看出文明程度的不同。

好在时光流转,最近些年来,越来越重视探索执政能力建设的中国共产党终于肯放下嫌隙,肯官方承认这位“教育硬汉”的终身成就。这是文明进步的标志。南开中学的师生,也终于从旧相册里认识了那个陌生的张校长,开始了新的学习与尊崇。张校长的在天之灵,大概可以得到些许告慰了吧。

不过,正是由于诸多史事的矛盾、表面与含糊,加上意识形态对张伯苓的评价的强大影响,我们仍然看到的是一个近脸谱化的张校长。而张伯苓的同事、好友、后代要么早已作古,要么已经海外定居,要获得足够的一手材料实在不易。谁来讲述一个真实的张伯苓?谁来给苦难深重的南开校史,以及苦难深重的中国教育史,这应有的告慰?南开学子历尽百代,人才辈出,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有一位同学,他能够给我们讲述一个真实的张伯苓,而不仅仅是塑像一般的张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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